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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对中国奇迹的再审视 　　摘 要：中国经济奇迹能否延续，经济新常态是关键，而经济新常态则由政治新常态所决定。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启示是，政府主导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前提。然而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在官僚自利主导下逐渐异化为政府管控，由此造成市场化进程中的机会主义盛行。与中国经济奇迹相伴而生的是扭曲的经济结构、不规范的市场以及政府掠夺性行为。中国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深化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新一届政府以作风建设和强力反腐作为突破口，推动政治变革，加速经济转轨。与经济新常态相伴而生的是政治新常态，究其内涵，除了规范市场和强化法治外，服务型政府及专家治国体制均是必要的。一个监管而非管控市场的政府、一个崇尚法治的服务型政府、一个官员精于治理而不背政治包袱的政府，主导着规范而非扭曲的市场经济，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内涵。 　　关键词：中国奇迹；经济新常态；政治新常态；东亚奇迹；官僚自利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 　　一、引言：危机与复兴 　　乱而思定，新常态的前奏是经济危机。“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最早于2009年初为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提出，旨在概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变化。随后引起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热议，新常态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挣脱衰退的心理预期。而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危机破坏力的确惊人，发达国家经济体普遍陷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和高失业状态，政局动荡、社会骚乱不断。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亦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然而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体，中国更多地体现了新兴国家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特征。中国学者对新常态的最初讨论也是针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尤其以林毅夫＼[1＼]和李扬＼[2＼]为代表。而在2012年政府更迭之际，针对中国本土经济环境的讨论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黄益平[3]和姚洋[4]等学者以及中信证券和安信证券等金融机构纷纷预测了中国经济即将面临的下行和结构性调整趋势。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奇迹得益于政府刺激，特别是政府主导性投资和晋升激励＼[5＼]。新一届政府严惩腐败、严抓政府作风建设，地方政府已不能靠GDP“一俊遮百丑”，地方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是客观事实。有论者称，2015年中国经济将游走在通缩与挤泡沫的窄道之间＼[6＼]。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不容乐观。 　　经济新常态折射出政治新常态。经济现象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与政治问题密切关联，中国尤其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成就被看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合法性的坚实来源＼[7＼]。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看，最高领导人的执政纲领均旨在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增长：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三个代表”的重要指导思想倡导技术革新和新兴产业，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规范经济增长。伴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经济快速推进进程中所积压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对经济增长进行结构性调整势在必行；而调整结构的前提是给经济增长降温，先让经济增长缓行。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提新常态，这是新一届政府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政治引导。紧接着，在11月举行的APEC峰会上，习近平对经济新常态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政府要简政放权，为市场进一步释放活力”＼[8＼]。经济新常态意味着新任领导人容忍经济放缓、坚持改革、坚定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中国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直接体现。与经济新常态相伴而生的是政治新常态，根本意义而言，一个怎样的政府引导怎样的市场经济构成了中国新常态的讨论焦点。 　　二、中国经济奇迹：1978―2012年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成就斐然，同时也耐人寻味。图1报告了1978―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具体而言：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50亿元激增至2012年的534 123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9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2元激增至2012年的39 544元，年均增长率为882%。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波动看，“干中学”式的渐进主义路径着实影响深刻。经济周期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学习式增长”的生动体现，而这同政治更迭密切相关，因而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普遍被看做政治经济周期。有学者指出，1978年以后中国资本形成总额、投资、信贷、M2和通胀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同官员的政治换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周期性波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