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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的前途 　　有人说，这是一场有关农村经营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还有人说，这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崛起。小小的家庭农场，肩负着多重探索，会对未来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带来怎样的改变？本期封面策划试图解开其中的答案。 　　家庭农场：探路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家庭农场的发展意味着农村一个稳定的“中农”阶层的诞生，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建设力量。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概念首次在一号文件中出现。一石激起千层浪，“家庭农场”引发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讨论。 　　基于国情的解释 　　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家庭经营制度既面临组织变革的压力，也有产生新的制度安排的动力。与企业化经营相比，家庭农场的制度安排具有独特的优势，更为适合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 　　将农户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讨论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农户群体内部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农户“在任何地方总是具有多方面的内部层次”，因此同一种性质或同一程度的外界力量，可能会带来个体农户不同的反应方式和适应形式。相对于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具有相对较低的市场化水平，也就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更能有效地化解这种农户内部差异。制度化演进并不是遵循一种单向线性的轨迹，在制度条件与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家庭农场有“退守”为一般农户的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一些土地转出户也有回归农村、重新经营农业的主观诉求。因此，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弹性机制非常重要，其意义在于，农民保持不同程度从市场退出和维持基本生存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失地农民”的土地能否失而复得，农民是否在契约关系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性。相对于企业化经营，家庭农场扎根于农村社区，与农民有天然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仍旧保持着互惠与交换关系，具有部分共享和再分配的功能。因此，在体制转轨的市场环境下，家庭农场更具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来自于社区的，而非来自于市场。 　　家庭农场不仅拥有家庭成员特有的生产积极性，还可以发挥企业的市场经营性，是一种融合家庭经营与企业经营双重优势的新型生产经营形态。 　　近几年来，我国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取得了快速发展。而家庭农场的兴起，可以在某些方面弥补专业大户和农民合作社的不足，进一步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活力。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2 年底，全国有50 亩以上的种植专业大户276 万户，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68.9 万个。在粮食生产方面，种粮专业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社已成为粮食生产经营的重要力量。根据农业部种植司的数据，目前全国共有种粮大户68.2 万户，经营耕地面积1.34 亿亩，粮食产量达1492 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2.7%； 全国共有粮食生产合作社5.59 万个，入社社员513 万人，经营耕地7218 万亩，粮食产量971 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8.2% 。以上数据表明，专业大户和合作社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近80%的粮食仍然由分散的小农户生产。家庭农业仍然是我国最基本的农业经营形式。由于受收益稳定性、市场竞争性及不完全契约性等一些条件的制约，专业大户和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存在客观边界。而家庭农场因具有上面提及的多种优势，可以与专业大户、合作社功能互补，成为我国农业经营模式的一种重要选择。 　　农户资本的适度经营 　　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对我国农业生产关系的微调，由过去的“包产到户”至现在的允许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变化较为明显。规模产生效率，规模也对资本提出更高的要求。规模化经营怎样做到适度，城市工商资本早已窥探到我国农业产业发展潜在的巨大价值和当前的发展机遇，那么，城市工商资本和农户资本又存在怎样的博弈呢？ 　　要解决以上疑问，需要对家庭农场提出的背景及其现实性和必要性做进一步分析。一方面，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消费能力不断提升，粮食需求量呈现刚性增长，粮食供给始终处在紧平衡的状态；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用土地资源愈来愈紧张，土地红线逐年逼近。与此同时，进口粮食量逐年增长，小麦、大米、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已经全部沦为净进口。我国粮食自给率早已下降到89%左右，难以保持农业部规定的粮食自给率95%以上的安全线。面对国外大规模、机械化、专业化发展的现代农业，我国农业的竞争力明显不足。加之国外多有大型跨国粮商相协助，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全产业链布局并紧密衔接，整合世界粮食主产区资源，综合实力日益增强。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变得日益严峻和充满压力。 　　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国内供给稍显不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形势。最明显的一点，农村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