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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报与大学关系之历史清源 摘要 历史地看待我国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以推动学术研究为共同追求，两者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血脉关联。这样一种紧密的联系发展到今天，则构成了我国体系和规模庞大的大学学报群体，与各自所在的大学之间形成为一种学研相长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国大学学术发展和推介的重要学术平台和窗口。可以说，如果缺少了大学学报，对于大学的发展和建设而言，是有失完整和推动的。本文着重从《北京大学月刊》的创刊与蔡元培北大改革之关系出发进行思考，提出今天正确把握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关系的镜鉴。 关键词 大学学报 北京大学月刊 蔡元培北大改革 陈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在我国，大学学报的发展历史悠久，体系庞大，早已成为推动中国尤其是大学学术发展与展示的重要平台和窗口。但近年来，在日趋复杂的社会利益追求环境下，一些大学学报的发展不断异化，以至于开始出现一些无序而扭曲的发展倾向，如办刊宗旨不明确，认为它可有可无，或使之变成学校用来创收、盈利的工具。之所以有如此倾向，是不能认清和处理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关系的缘故。 我国大学学报早在草创之初，就已有了鲜明的导向，这一优良的历史传承不应该被忘却。1919年1月，作为近代中国大学学报发展的先驱之一，[1]《北京大学月刊》（以下简称《月刊》）创刊。有关《月刊》的学术影响和意义，已有学者作了详细阐述。[2-3]但从《月刊》创办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来看，当时正是蔡元培接手北大校长发起北大改革的特定时期，而《月刊》的创刊本身也是在蔡元培的直接指导和关注下实现的。因此，从《月刊》的创刊与蔡元培北大改革之关系出发进行思考，可为今天把握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 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提《月刊》，首先要谈到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改革。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的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新政的内容之一，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 在蔡元培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的民国初年，科举虽已废，专制统治也已结束，但在外有列强当道，内有袁世凯复辟、军阀当政的混乱政治气候影响下，在北大校园内部，旧的落后思想的残渣仍然根深蒂固，学校课程设置陈腐，行政管理腐败、混乱，学生读书动机不正、求官心热，真正钻研学术的风气淡薄。正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所指出的：“因那时是民国五六年，袁世凯刚死不久，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所谓‘古’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这两部分去，便成功了。”[4]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16年12月底，蔡元培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开始了他对北大的改革整顿。从蔡元培主持北大6年的各项改革举措来看，可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 1. 制度设计上，贯彻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治校理念，进行大学改制。其实，早在1912年10月24日由蔡元培主持制订的《大学令》中，第16条到19条即已明确提出了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的具体大学校务管理原则。只是这些原则并没有在北大得到及时的施行。而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的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由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对学校各项重大事务进行审核，如制订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同时，组织各科教授会，由各科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分管各学科的教务，规划本学科的教学工作。在这种新的民主管理体制下，蔡元培努力改变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进行了学科的调整和改制，如文理两科之扩张、法科独立之预备、商科之归并、工科之截止、预科之改革等等。[5] 2. 在教学实践中，从端正大学教育的宗旨出发，努力改变学校不良风气，强化大学的学术意识。蔡元培认为，造成北大腐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学生把大学读书当做当官发财的台阶，而教师不热心学问。因此，北大改革实践的首要任务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认清大学的性质，端正大学的宗旨，转变学校不良风气，为师生们创造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条件和氛围。其具体言行：（1）破除学生读书做官的旧观念，树立正确的大学学习观念。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词中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并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6]所谓“抱定宗旨”，即明了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要求学生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非为做官，也非为致富。这一点，也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反复强调的。（2）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