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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材编写出版机制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 　　本文以大学教材的商品特性为切入点，论证了其传统编写出版机制中的弊端，分析了新形势下机制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对策措施。 　　关键词： 　　大学教材 编写出版机制 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 　　一、大学教材作为商品的特殊性 　　机制是一个系统内各组成部分间相互联结、配合、渗透和制约的作用原理，而围绕着大学教材的生产和消费构成的这一系统显然是以政府、学校、出版社、教师和学生等为参与主体的，要理解该系统中各主体间的相互制约和作用方式，首先要对大学教材作为商品的特殊性有一定认识。 　　大学教材作为商品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是大学教育这一商品的互补品，它是为大学教育服务的。大学教育的主体及大学教材的主要使用者是老师和学生，而本文将大学教材的消费者界定为学生，因他们才是教材的主要购买者。当然，尽管教材的主要使用者是学生，但其并非独立自主地使用教材，而是在大学这一现代教育机构内、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使用教材的，按专业系别分班教学是现代大学教育的特征之一，这就决定了教材消费是集团消费。消费过程中如仅通过学生间的协商决定教材，交易成本就会趋向于无穷大，因此学生和出版社之外的第三方介入是必要的。由于课堂教育在教师主导下进行，教师必然介入，由于高等教育通过大学提供，大学必然介入，又由于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的特性，政府也会必然介入。 　　第三方介入的必要性也是由于围绕着大学教材的生产和消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学生在使用教材前由于尚未掌握教材里的知识。对其质量难以判断，所以作为教材生产者，出版社和教材使用者的学生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教材对于学生是一种后验商品。此时，作为知识传授者，教师的介入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主要途径。第二，由于出版社生产大量不同书籍，因此很难为每种书进行市场营销，教材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信息沟通存在困难，这也决定了教师在教材选用上的重要作用，因为教师作为学者长期浸淫于该领域，对相关教材出版情况了解较多。第三，并非基于教材本身但与其消费紧密相关的另一种信息不对称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学生教材消费的最终目的是提升自身素质，在劳动力市场上求得满意的职位，但由于社会对劳动力知识能力的具体需求，学生了解得有限且不全面，此时政府介入就有了必要，比如通过在考察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制定或修订教学大纲、组织统一考试等方式指导和影响教材的出版。 　　大学教材由于上述的特殊性，在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难以通过学生和出版社间直接的市场交易实现教材的销售，须有教师、学校和政府的介入，目前我国教材出版领域介入的具体形式一般是：政府组织学者，通过社会需求的考察和学科体系的研究制定教学大纲，并通过种种方法保证大纲精神的贯彻，然后各出版社根据大纲要求，依托其作者资源，选择特定科目编写教材，教师根据其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选择符合教学目的的教材供学生使用，这种选择会受到学校或院系的监督，而学生没有选择教材的自由。教材选用中教师有决定性作用，正是教材的这种消费机制决定了其生产机制，因此出版社在教材编辑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影响教师，对于教材作者，学术头衔多则容易直接或间接对老师产生影响，教学理念独到则容易说服老师相信教材的优越性，行政职务高则有机会直接制约教师购书，所属院校档次越高、规模越大则制约的教师越多。 　　从以上因素分析发现，由于教师在教材选用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有一定垄断性，因此产生了代理人风险。教师本应以学生利益为转移，但前述有些因素并未体现学生利益，如果科研水平高、教学理念独到可分别理解为教材产品“营养价值高”“吸收容易”，学术头衔可理解为作者品牌的话，那么作者的行政职务高、所属院校规模大和档次高对学生又有多少好处呢？后两个因素之所以能够影响老师，是因为老师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诉求起了作用，即使老师是完全的道德人，其理性的有限性也会影响其作为代理人的合格性，作者科研水平高不一定能保证其教材的实用性强，教学理念的先进也不一定代表教学操作的可行。 　　总之，由于学生的缺席，少数教师可能通过购书权与作者的行政和学术资源交换，也可能由于认识偏差替学生作出欠明智的选择，不管是由于“败德行为”还是“有限理性”，学生利益都有可能遭到背叛，出版社也把教材的社会效益抛之脑后，个别出版社则在这种少数教师和作者构成的灰色市场上起到了中介人的作用。这在教材编写出版机制上则表现为：选作者重名气不重冰平、重资历不重能力，选书稿重包销不重质量，开发教材重规模而不重内涵，热衷于共同编写共同使用的教材，而不是编写出版真正好用的教材。 　　既然有这样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教材消费机制的庇护，难道一些有先天优势的出版社不应发挥比较优势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编写出版机制赖以存在的高等教育市场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