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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命法的学科定位 　　内容摘要：学界对生命法学存在与否仍莫衷一是，不管是官方文件还是主流学术讨论，都尚未认同生命法的学科地位，与此同时，国外早已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不仅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美国还将其列为法学二级学科。中国生命法学科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其学科体系已然形成；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其发展反映了中国学科划分设置的诸多弊端与成见。生命法学契合了新兴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主题学科研究、问题意识研究的学科发展趋势，虽然不借助“自上而下”的设计之手，但却可以走出一条“自下而上”的生成之路。 　　关键词：生命法　学科表达　学科划分　学科定位 　　“生命法”在中国的发展已有十余年的历史，然而却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人还不了解，甚至在法学界也远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同。〔1　〕不少法学教授、学者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都曾表示过不清楚什么是生命法，“对于国内大部分学者而言，生命法学依然是一座冰山，至今尚未受到法学界主力的关注”。〔2　〕很多人并不赞同生命法这一说法，更不认为生命法学是一个独立的法学学科或法学部门。那么，生命法这一提法是不是子虚乌有？有没有科学依据？生命法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如果是，生命法学又处于哪种（怎样）的学科地位？笔者拟从分析生命法的缘起入手，对该问题浅发拙见。 　　一、“生命法”的缘起 　　倪正茂教授指出，邓公平教授是“生命法”与“生命法学”概念的发明者。〔3　〕早在1989年在邓公平主编的《医药卫生法学》中就有“现代科学技术与生命立法”一章，其中第二节为“生命法的原则”，第三节为“生命法的若干进展”。他还预言“现代科技对生命法学提出的问题很多，估计会越来越多”　〔4　〕。但是，倪正茂教授也同时指出，邓先生仅仅提到了这两个概念而未加定义，更未作详论。〔5　〕 　　邓公平教授从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发现了存在需要法律规制的问题，因此有了“生命法”一说。同样的逻辑，一批从事卫生法学、医疗法学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达庆东主编的《卫生法学纲要》提及了“医学发展引起的法律新问题”，〔6　〕姜柏生、田侃主编的《医事法学》谈及了“现代医学与法律问题”，〔7　〕郭进玉等主编的《卫生法学概论》也论及了“现代医学科学立法思考”，〔8　〕但是他们并没有创设“生命法”一说。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进路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敏锐地发现了生命科技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生命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生命伦理问题由生命伦理学进行研究，生命法律问题“自然”应由生命法学来研究，所以生命法学的提出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虽然并非所有的伦理问题上升到法律途径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最近发生的“见死不救”小悦悦事件。但是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生命科技发展中的许多问题确实非伦理所能够独立承担而亟需由法律来加以调整，如脑死亡立法、人工授精父母权利义务的界定、活体器官移植的法律要件等等。正因为如此，刘长秋博士认为，生命法这一学术术语的产生来自于国内学者对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是国内学者在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的过程中出于对与生命伦理相关的法律现象的关注而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法学新概念。〔9　〕 　　二、“生命法”与“生命法学” 　　法与法学是不同的概念。法是行为规范；法学，简而言之，就是关于法的学问或者科学。“法”用英文可以表述为law，“法学”也可以表述为law，因为《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中law可以是rule（规则）的意思，也可以是as　a　subject　of　study或the　study　of　law（法学）的意思。〔10　〕所以，英文里的law的含义是宽泛的。 　　关于生命法，国内学者的研究虽然不多，定义却是千差万别，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其中一些定义将“生命法学”混同于“生命法”。〔11　〕在下定义的时候犯这种错误的确缺乏严谨，但笔者认为，这种错误却是属于“情有可原”的。因为不仅英文的law关于法和法学是通用的，中文的“法”很多时候也是通用的，“学”经常被省略。中国通用的很多教材都是按法律部门来命名的，而不是法学部门。如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里出版的法学核心课程教材除了《法理学》外，其他的都采用部门法来命名，即《宪法》、《刑法》、《民法》等，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等，因为这些教材都是关于部门法的研究总结。所以，本文研究中除定义及特别说明外，表述中涉及生命法或生命法学的，大致都可以按通常意义互通理解。 　　上述笔者已经“考据”了“生命法”的中文词源，也说明了“生命法”的提出缘由或创设背景。但是法学界对“生命法”的认同并不多，不少人认为这只是想象力丰富的学者生造的一个词。那么这一提法到底是否科学？为此，笔者也“考据”了英文的一些研究成果。 　　国内有学者将生命法翻译为life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