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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与美国文化批评 一、三重背景的知识分子 对于美国左翼思想界,萨义德的离去,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精神损失。为此,杰姆逊教授发表讲话,赞扬其学术贡献,推崇其抗争精神。以杰姆逊之见,这是一位多重背景交织的批判学者,也是后现代条件下的欧美左派楷模。要言之:他是一个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大都会知识分子。首先,萨义德属于最近一轮全球化浪潮卷入的殖民地子民。其次,虽说是殖民化的牺牲品,萨义德也是都市文明的产物。他的成功秘诀,实在于思想上的欧洲化———他读德文版马克思,字字入心,如沐春风。他看法文本福柯,句句回味,口舌生香。更有甚之,他养成一派凡人少有的知识癖好:喜欢像波德莱尔那样游走于巴黎闹市,像本雅明那样浏览柏林夜景,像恩格斯那样考察伦敦贫民窟,像福柯那样关注洛杉矶边缘人群。 欧洲式学养、大都会胸襟,加之他挥之不去的难民情结,这三项要素合在一起,便构成萨义德发起后殖民文化批判的背景条件。 二、《东方主义》:划时代的批判 20世纪60年代末,新左派运动狂飙突进,纽约哥大首当其冲。萨义德此时不过是一助教。可他目睹学生造反,眼瞅警察抓人,再听听教授们的陈词滥调,这个久怀异志的青年教师,忍不住要发它一难了。只不过,他蓄意攻克并痛加改造的,并非什么教学楼,而是门禁森然、宝相庄严的美国学术殿堂。 没有金刚钻,咋揽瓷器活?私下里,萨义德拥有两件法宝:其一是哈佛教他的看家本领,此即东西方文学文化比较手段;其二是他闯入欧洲左派思想库,从中搬用的批判武器,其中有马克思高瞻远瞩的总体战略,也有福柯锋利如刀的话语分析。70年代,萨义德带头在比较文学界推进知识考古,终以一部《东方主义》大爆冷门,树立起后殖民批评典范。 萨义德以鞭辟入里的批判眼光,去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化关系,不由得血脉贲张,大声疾呼:它是一部东方文明如何被西方人强行扭曲的历史!且看,东方民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蒙昧无知,形同散沙,一如马克思笔下的法国落后民众(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拙于表达的他们,不但缺乏政治代表,也少有文艺作品中的独立形象。在西方文人眼里,他们长 期是一群聋哑人、弱智者或没有个性的奴隶。 然而,这些卑微客体的存在,不断巩固西方主体意识,促使它变成落后民族的代言人,诠释东方文化的合法权威。显然,萨义德挑选东方主义命题,目的是要颠覆西方霸权,重塑东西关系。何谓东方主义?简言之,它就是西方主子有关东方奴隶的各种文化再现,是围绕欧洲中心论产生的一整套针对东方的学术原则、思想方式与统治制度。具体说,它包括如下三层含义: 学术东方主义 又称东方学。东方学的兴起,伴随欧洲列强的扩张。它们持续百年的海外殖民,反过来又刺激了东方学的成熟。从表面看,作为西学分支,东方学仅仅涉及教学研究。然而其中渗透了殖民者的偏见、自恋与狂妄。举例说,地理学上的远近概念,本是英国人的发明:他们奠定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格林威治时间,绘制出密布探险航线的世界海图。顺着征服者的目光,从利物浦、普利茅斯港起锚,由近及远,逐步推进其知识兴趣与统治欲望,这便有了世人熟知的近东、中东和远东。打开西方殖民史,将它与一部东方学史并行阅读,我们不难发现:诸如埃及、印度、中国这样广袤神秘的东方国家,在它们沦为奴役对象的同时,何尝不也是西方学术捕捉肢解的目标? 想像东方主义 与东方学互为依托,产生一种作为思想方式的东方主义。其特点是从西洋哲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出发,将东西方文化一刀两断、对立看待,藉此形成一条根深蒂固的“西优东劣”原则。在此基础上,进而自以为是,臆想天开,杜撰出一套张扬其征服业绩与知识意志的话语体系。 作为话语系统的东方主义 学术与想像之外,还有一层东方主义,它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系统,或一种兼有政治、经济、文化压迫功能的全球网络。这种东方主义无处不在,难以觉察。我们只能以话语分析法,对它实行层层剥离,以暴露其历史根源与物质性。所谓物质性,是福柯的说法。他强调在权力知识意志支配下,话语系统中无形的思想概念,能逐渐物化成形,生成一套由权力技术支撑的机构。就东方主义而言,这套机构包括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东方学权威中心,也涉及美国之音、好莱坞、可口可乐一类文化部门。甚至牵扯到一些表面与此无关的单位,诸如五角大楼、第七舰队、第82空降师。 萨义德说,作为一种话语系统,东方主义历时200余年,逐步形成制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英法阶段,即从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两个老牌殖民帝国横行海上,你争我夺,控制了大半个世界。其次为美国阶段,专指二战后美利坚合众国巍然崛起,取代英法,成为东方主义大本营和战略中心。 阶段虽说不同,任务始终如一。此即“运用一切方法对付东方”。这包括“对它发表见解、确立权威观念、进行各种描述,教授东方学知识,以及如何去那里定居,并统治那块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