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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信用模式危局 　　“很是气愤，我的信用卡信用额度从50万下调到30万，又下调到20万了。” 2013年9月初，武思南，温州市龙湾区一家男装企业的负责人，见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时抱怨道。武思南明白，温州跑路风潮以来，银行担心温州的商人透支信用卡太多，最后还不上。 　　3个月前，2013年6月初，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发文，要求全区范围内租用他人用房、场地的企业缴纳职工工资保证金，数额为5万～150万元不等。此文件一发布，武思南的朋友就和他抱怨：“这是政府防止企业跑路的政策。” 　　自2011年爆发的跑路潮以来，温州的上空一直弥漫着不信任的空气。“政府不信老百姓，老百姓不信政府，银行不信企业，企业不信银行。企业说银行是骗子，银行说企业是小偷。以前企业互保，彼此拍下脑袋就决定了，现在企业会担心自己被拖垮，连亲兄弟企业都不敢互保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而不久前，周德文远赴美国，去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的演讲，这两个人都提到了温州的跑路风波。“坏事传千里，一旦对温州不诚信传闻过于妖魔化，对温州信用的重建影响就很大。” 　　像以往发生在温州的那些风波一样，每一次都是以重新树立起温州信用结束，这次也不例外。“不怕财产损失，最怕信用体系失去。”中国民主建国会温州市委员会常委金利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建里商人居多，金利泰这两年听了太多商人跑路、经营不善的故事。每言及此，大家最担心的是整个温州信用体系的崩坏和商人创业精神的削弱。 　　建立信用城市也正成为温州市委和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次危机对温州企业的诚信，是一个重创。政府和企业家都认识到，温州要建立包括政府、企业、个人多方面的全社会的信用体制。”温州市市长陈金彪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温州已经建立信用建设领导小组，目前整个中国从农村社会向城镇化社会转变，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温州必须在陌生人社会中谋求现代诚信的建立。 信用如山倒 　　在温州借钱一直很容易，口头协议，不用字据，信用基石是其根本。 　　高度的信用空间曾造就了温州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温州人做事喜欢抱团。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涌向全国创业，只有老乡靠得住。在全国各地，温州企业经常组成“生意圈联保”“老乡联保”和“同行联保”，互相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共同获利共担风险。彼此都是温州人，虽素不相识亦可成事。 　　这是温州的传统。即便温州人在海外，手头一时拮据，想向一个并不相识的温州人借钱周转，只要两人共同认识一位温商，“中间人”甚至不用出面，借贷双方聊上几句，一切就OK。 　　“温州的文化是熟人文化。要是不担保，就连兄弟老婆出门都会被人骂。”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说。2009年，武思南让一个在杭州的温州朋友，帮他在杭州买总计1200万的几套房子，户型由朋友看着定。一个电话，朋友就帮他支付了1200万，朋友说不要利息，但武思南在还钱的时候，还是给他多打了100万。 　　到2011年，形势突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石开始瓦解。2011年底，武思南身边两个人跑路，他损失近千万。其中有一位是他的表亲，在临跑路前的头一个晚上又和他借了200万。此前，武思南已经将300万放在她手用来放贷收利息。第二天，表亲一家人神秘消失。 　　而武思南公司急需周转资金500万，再打电话给朋友时，朋友让都他自己想办法。而这两年经常主动上门询问要不要贷款、不需要担保的担保公司，开始要严格抵押，而且要付高息。并且，每隔几天就来催款。 　　从2010年开始，武思南公司经营越来越难，劳动力成本至少上涨了30%，原材料平均上涨20%。但和2008年金融风暴时不一样。2008年利润虽少但“可以活”，而现在是“有订单却没办法做”。 　　主要原因是很多企业对温州人不再信任。企业订单并不少，但购买原材料时，对方要求只要是温州企业必须付现金，这使武思南不敢轻易接单，他要在这个紧要关头保护好自己的现金流。他另一个做电子产品销售的朋友同样碰到这样的问题。以前外地供货商对温州企业很信任，可以货到再付款，或者推迟一段时间结算都没问题，但现在，很多供货商的要求是款到再发货，而且要全款。 　　供货商板起面孔亦属不得已。2011年，温州眼镜巨头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跑路，对上游供应商大量欠款。而在他跑路背后，其贷款互保模式，关联企业和互保企业起码有上百家，也都将面临无力偿还债务的危机。记者采访时，距离胡福林跑路已经有两年时间，2013年初另一家温州大型眼镜企业董事长离世，亦与和信泰联保有关。 　　“即使朋友、兄弟之间都开始怀疑，‘你到底行不行啊’。”温州市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苍南龙港的亲兄弟企业出现困难已不再互保。 　　最不喜欢存钱的温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