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子里的飞行员.docVIP

笼子里的飞行员 　　在公众眼中，民航飞行员无疑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他们常年身穿笔挺制服，操控着人类科技的伟大结晶——飞机，冲上云霄，跨越山脉河流乃至海洋，将无数乘客快速运送到遥远之地。 　　他们拿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高薪，住在各个城市的高档社区里，总是神采奕奕，言行得体，俨然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群体。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显示，中国的飞行员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轻松自由。相反，他们已受困于一个看不见的“笼子”多时。 想换个工作 　　过去三年里，赵洪与自己的老东家——中国国际航空股份公司进行着一场漫长的博弈。原因很简单：他想辞职离开公司，但公司拒绝了他。互不妥协的结果是双方对簿公堂。 　　9月5日下午，重庆笼罩在绵绵细雨中。在国航重庆分公司的员工宿舍楼里，正在跟老同事聊天的赵洪显得轻松而有信心。 　　一周前，180多名飞行员通过邮寄和互联网的方式，集体向中国民用航空局递交了一份公开信。在信中，飞行员们呼吁废除已沿袭多年的限制性管理规定，将自由择业的权利还给他们。 　　在此后一周的时间里，又有来自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春秋航空、吉祥航空等众多航空公司的300多名飞行员参加签名。 　　赵洪是公开信行动的主要发起者。这名有近20年飞行员生涯的中年人曾经自豪于自己的职业，“它让我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身材削瘦的他坐在一张靠窗沙发上，声音洪亮地说，“但当生活达到一定水准后，人就会去思考‘人生的价值何在’这个问题。” 在打官司的三年期间，赵洪一直处于停飞状态，他对未来是否还从事飞行职业已经意兴阑珊。 　　赵洪的言语中流露着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而航空公司就像一部时刻运转着的庞大机器，每一个被嵌入的零件都得不停运转。“过去很多年里，我的生活几乎被工作填满，就像机器一样，只能一圈一圈按照流程转动。”尽管国航每月支付的工资超过5万元，但赵洪逐渐厌倦了这家公司。 　　2010年10月，赵洪向公司提出了辞职申请，他打算休整一番后另找一家“更人性化的公司”。他希望不用被无休止的飞行任务折磨，有更多时间去陪伴家人，去旅游摄影。 　　但他的辞职举动换来的是一场官司。 　　在挽留无效后，国航拒绝为赵洪办理劳动人事档案和相关技术档案的转移，要求其先“按劳动合同和有关规定向公司履行义务”。国航开出的放行条件是，赵洪赔偿300万元培训费。 　　几乎所有飞行员在提出辞职后，都会遭遇到巨额赔偿这一难题。 　　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起淮长期代理飞行员与航空公司的劳动合同纠纷。按他的说法，一旦因飞行员辞职产生劳务纠纷，航空公司的开价动辄高达数百万元。张起淮在2008年代理的一起纠纷中，一家航空公司曾向辞职飞行员提出上千万元的索赔金额。 　　赵洪与国航的官司一度打到最高法院，直到今年7月下旬，双方才在法院调解下达成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现在，国际航空已为赵洪办理了技术档案的转移手续，但仍以存在赔偿分歧为由，未给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并仍拒绝办理人事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 　　没有这些档案，赵洪无法与别的航空公司签约。8月27日，赵洪向法院递交了申请强制执行的申请。 　　过去三年中，因为未被安排飞行任务，赵洪一直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他曾经引以为荣的深蓝色机长帽一直搁在储物间的角落里，已经蒙上厚厚一层灰绒。 　　另一个糟糕状况是，因长期停飞不能参加规定的技术考核，赵洪已经失去了曾熟练掌握的波音737飞机的飞行资格。这使得他未来加入别的航空公司后，需要把飞行学员到机长的流程再经历一遍。 职业枷锁 　　尽管多年的积蓄和投资让赵洪不用为家庭生计担忧，但没有工作对任何年富力强的男人来说无疑是折磨。不过他最近有了个打发时间的新活动——约老同事张宇打羽毛球。 　　在赵洪滔滔不绝讲述自己辞职前后的经历时，张宇就安静地坐在沙发对面，偶尔温和地插上几句话。 　　张宇已经有18年飞行经验，几乎在国内所有机场起降过。这名把飞行视为终身职业的机长的微信签名就是“生命在于飞翔”。 　　但他对自己的工作爱恨交加，前不久他已经向公司提交了辞职报告。“尽管收入很高，但工作把生活搅得很混乱，让我很不开心，”张宇蹙着眉头举例说，他过去时常被派到异地机场执行飞行任务，“一个月在家的时间不超过四天。” 　　张宇不想像许多飞行员一样，在飞机驾驶舱中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有更高的职业抱负，但在庞大的国航系统里，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晋升空间。“如果其他航空公司能提供这样的空间，还有更好的福利，我为何不尝试改变呢？”张宇说。 　　张宇也是公开信行动的一位重要发起者。他期望自己不再经历赵洪辞职后的官司，但他对此并不乐观。“我已经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打多久都行。”这名机长说。 　　除了各自的官司，这对伙伴正渴望打破一项8年前开始实施的规定——2005年6月由航空局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