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发大国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doc

大国优势、边界效应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基于后发大国经济模型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白旻 [摘 要] 本文论证了利用大国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比较优势是后发国家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国家间边界效应的存在，依靠比较优势很难发展战略性产业，因此对于后发大国来讲，不能仅仅依照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后发大国在产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大国优势（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后发大国可以利用这种优势，通过自主创新战略来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所以，作为超大规模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大国优势，边界效应，后发大国经济模型，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引言 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将从财税金融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政策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指出，现阶段将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根据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对于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极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产业与对外贸易发展的最佳路径就是利用其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一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缩小同发达国家技术、产业水平的差距。显然，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很难解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却要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重大现象，而且还是同时发展七大类战略性新兴产业。 本文认为，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在产业发展战略问题上的这些独特现象，主要是由于其理论假设过于苛刻。在一国对外经济交往中，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不存在跨国交易成本，在一国内部经济发展中，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则假设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这些假设与后发大国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首先，跨国边界效应广泛存在而且对于后发大国作用尤甚，是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其次，国家规模效应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在后发大国表现是很明显的，同时也是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本文既然以后发大国为研究对象，那么，就需要将假设放宽，将边界效应与规模效应这两个对于后发大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纳入到前提假设当中去，进而对后发大国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进行理论探讨，并希望能够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1. 关于大国经济规律的研究 关于大国经济特殊规律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一篇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和第四篇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都论述了市场的规模和范围对一国贸易的影响。在第四篇第九章中，斯密举了中国、印度、古埃及的例子来佐证其理论。在谈到中国时，斯密指出：“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 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家也关注到国家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西蒙·库兹涅兹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中分析了国家规模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将大国定义为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通过分析约17个国家1801～1967年的经济时序数据，库兹涅兹得出结论：从人均产值来看，国家大小与人均产值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并且大国集中分布在人均产值变动范围的两端。 钱纳里与赛尔昆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一书中，将大国定义为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国家，并对发展中大国的经济特征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论述。在他们看来，大国经济的一般特征是：（1）大国的贸易依存度显著低于小国；（2）在工业化起步和加速方面，大国一般要早于小国；（3）大国出口结构的转变要明显快于小国；（4）大国的投资水平和储蓄水平显著高于小国，即使是考虑引进外资的因素，大国的投资水平一般还是高于小国15个左右的百分点。 随着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开始崛起，引发了很多学者对国家规模问题的关注。莱斯特·布朗(2003)从能源与环境学的视角考察超大型经济崛起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和发展模式问题。布朗认为，从全球层面上看,西方所采用以高能源资源消费为特征的旧经济模式(他称之为A模式)不适合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正在崛起的超大规模国家。只有迅速转向建立在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新经济模式(他称之为B模式)，世界发展才能得以持续。 近年来，关注大国经济问题的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多，如胡鞍钢、刘世锦、李稻葵、张军、盛洪、卢锋等。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