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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亲民” 　　党中央关于转变作风的八项规定出台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由衷拥护和赞扬。为什么群众对干部作风问题如此关心呢？因为作风和风气体现着政治本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种种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就其历史根源来讲，无非是旧时代官僚习气在我们干部身上的影响和反映。 封建时代的官民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二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对立。所以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体统尊严，势分悬绝”作为处理官民关系的基本准则，强调官与民之间“贵贱有等，上下有别”，“君子不重则不威”，认为“民不畏官，是谓乱象”。官员“逞志作威，严刑聚敛，贱民如粪土，疾民如仇雠”；而百姓则“视官长如神灵，见公差如鬼刹”（《官箴》，第419、462页）。二者形同陌路，势如水火。 平时，官员们高届衙署，发号施令，根本不与群众接触。治事问案时，百姓在堂上必须叩头跪拜，而官员则可以任意对百姓“或鞭或挞。或死或生”（蒋士铨：《官戒诗》）。一旦出行，俗话所谓“巡抚出朝，地动山摇”，不仅侍从兵丁前呼后拥，仪仗彩旗高举林立，更有“肃静”、“回避”牌两块，并“鸣锣开道”、“呼喝不绝”，要求“军民人等”一齐躲闪让路。像这样与群众隔绝的状态，当然耳不聪，目不明，对辖区各种状况懵懵懂懂，心中无数。清代的州县官叫知州、知县，有人说；“顾名思义，必于此一州一县中，户口几何，钱粮若干，道路之险夷安在，控制之扼塞何方，与夫风俗之奢俭正淫，民生之疾苦休戚，知之周悉，而后处之始当。”（田文镜，《州县事宜》）但实际上地方官对这些一无所知。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对政务处置适当，对地方做有效的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摆阔气，讲排场，便成为一种风气，一种陋习。袁守定《图民录》说：“仕途中有种习气，俗谓排场，亦日讲款。如衣服合时，进退中度，仆从都秀，饮馔佳良，器皿精工，轿伞齐整，应对便给，书札殷勤，皆所谓排场也。然讲排场者，皆内不足，所务在此，必不能尽心民事。”（卷四）金庸斋《届官必览》更指出：“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远，称号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丽、酒食欲丰，驺从欲都，伺候欲谨。行部所至，万人负累，千家愁苦。”（《官箴》，第354页）这里都讲到，一味讲排场的官员，必定不能“尽心民事”，而且还会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负担和痛苦。 即使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官民隔绝状况的严重弊害，力图改变封建官场的这种传统痼疾，并响亮地提出了“治以亲民为要”的主张，强调“亲民”是实现清明政治的首要条件。 光绪时人但湘良撰文说：“牧令者亲民之官，官不能亲民，则民之疾苦日甚，天下所由多事也。”（《平平言》序）把“亲民”提到天下大势安危治乱的高度。还有人则称：“州县乃亲民之官，为之者别无要妙，只一‘亲’字认得透，做得透，则万事沛然，无所窒碍矣。”（谢金銮：《居官致用》）强调“亲民”是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 “亲民”的要义何在呢？有人作了这样的论述：“亲民之道，全在体恤民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民以诚，示之以信，不觉官之可畏，而觉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体之象矣。”（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能够体恤百姓的疾苦，爱惜民力，待以诚信，这才是亲民之道。也就是说，“亲民”不是政治作秀，而是时时以百姓为念，刻刻有爱民之心，以这样的胸怀去理政治事，自然政通人和。 “亲民”的具体做法。也有人作过生动的描写，虽然这是对封建官吏的要求，但在今天也并不是毫无借鉴意义。前引《居官必览》写道：“时摒驺从，巡历乡村，与山农野叟，欢然讲论，察访舆情。不烦人迎接，不累人一啜一杯。务期民志常通，欲恶与共。”（《官箴》，第342页）谢金銮《届官致用》讲得更为具体：“下乡之时不厌其多，必轻骑减从，一箪食、荼炉、酒榼，行馆即住民居。遇耕民，则问晴雨相慰劳，与谈辛苦，察其家口，子妇能孝顺否，兄弟能友爱否，地有遗利、人有失业否；遇秀才则与语读书行谊，入书斋察童子孰聪颖可成就，询所读书，为正句读，提讲解。当说则说，当劝则劝，当骂则骂，杂以戏谑戏笑，使相浃洽。遇食则山蔬脱粟皆可食，遇坐则土茎芦席皆可坐。如此，所至闻风相率而来，遇小事便与立断，不用告状。行之一二年，则诸乡之是非贤不肖皆了然于心目。如此者，何利不可兴，何弊不可除，何凶不可辑，而又何贫之足患哉！” 这些要求，在封建时代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美好的政治愿望和冀求，真正能照此身体力行的，虽不说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凤毛麟角。这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今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权力是人民给的，只有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没有对人民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的权力。所以“亲民”之举，本应是一切党政干部的政治本色。现实中存在的种种脱离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