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唯一的途径就是“走进去”.docVIP

摄影，唯一的途径就是“走进去” 　　“进入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学习是我人生中一次质的转变。我开始通过影像传达我对世界的认知，对社会的思考，对生活的感受。” 　　蔡焕松：据我了解，你走上摄影之路并不是因为喜欢摄影，而是你当知青返城后，被安排在照相馆当学徒。可以说是摄影选择了你。 　　曹红：我父亲是一位抗战老革命，文革期间我们家因此受到冲击。我的两个姐姐都下放到皖北农村插队。后来知青可以回城工作，但我的两个姐姐因为政审不过关，每次招工都不成功。眼看着身边的知青一个个回城，我的两个姐姐非常苦闷。1977年国家出台政策：一家人有三个下放农村的，国家可以安排其中一个回城就业。当时我大姐已下放农村8年，为了能让大姐回城，我决定自己下放农村换大姐回来。1977年我15岁，刚初中毕业就把户口迁去了农村。后来知青大返城，1979年春天，我被招回城里，被安排进一家工艺美术厂做工艺设计，后来领导说，你学过绘画，就去照相馆给照片上彩吧。就这样我“被摄影了”，到工艺美术厂下属的照相馆当了学徒。这就是为什么摄影选择了我。 　　蔡焕松：当年绝大多数照相馆的工作是刻板证件照的重复拍摄，与摄影创作无关。那么你是怎么从照相馆到文化馆，又是怎么从考大学到进入媒体行业的？ 　　曹红：在照相馆当学徒期间，刚开始我是学着色，修底片，后来进摄影室捏皮球，再后来我跟着师傅学拍人像，又进入暗房冲洗照片，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热爱摄影。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台自己的相机，可以出去拍更多不同的片子。1981年春天，我花500元钱买了一台海鸥4B双镜头照相机。当时我每月收入只有20多块钱，那是我积攒了两年多的全部积蓄。就这样我开始拍摄家乡的名胜古迹，并在当地报刊发表，后来这些照片被大量选登于《怀远名胜》一书中，并受到怀远文化部门的重视。1983年，我作为“特殊”人才被调入怀远文化馆任摄影员。 　　自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我一直想进正规大学接受专业的摄影教育。定好目标后，我决定自学复习，每天晚上12点家人孩子都睡着了以后，我开始看书学习到凌晨3点多，每天都是如此。1988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现在回想起来，兴奋之情犹如昨天。进入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学习是我人生中一次质的转变。 　　蔡焕松：去武汉大学读摄影专业那几年，你的摄影观念有什么变化？ 　　曹红：上大学之前我主要是别人拍什么我就拍什么，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观念。上大学以后，我从师于易中天、吴高福、刘祖音、陈复礼、朱羽君等名师，进行文艺学、美学、艺术哲学等专业课程的系统学习，渐渐地我对摄影有了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我开始对人文、人类、人情、人道进行细微的观察和思考，并尝试用我自己的影像语言来表达。 　　1989年夏天，我站在武汉街头，想用“景深范围内慢门式”拍摄方法拍摄流动的人群。但在我设置的景深范围内，一晃一晃的人群始终不能聚焦，即便是与他们擦肩而过，画面仍然模糊不清。是眼前的世界本来就是模糊的，还是我被这座火城的炙热烤糊了眼睛，烤焦了思维？我产生了困惑。但我没有放弃，我使用服装模特等道具，运用两次曝光手法，在深圳街头拍摄完成了《印象》这组作品。因为我觉得摄影来源于生活，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拍摄中的体验是我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后来我开始寻找更多自己感兴趣的主题，通过影像传达我对世界的认知，对社会的思考，对生活的感受。 　　“想要拍到第一手资料，唯一的途径就是‘走进去’。” 　　蔡焕松：毕业以后你就到深圳做摄影记者了？ 　　曹红：1992年毕业以后我就到《香港商报》深圳办事处做记者。1993年我进入《深圳法制报》任摄影记者，从事法制新闻摄影报道，一干就是8年。记不清有多少个日夜我与公安干警一起深入第一线，打伏击抓歹徒，扫黄打非等，拍摄了大量法制新闻专题，如《扫黄纪实》《聚焦国际禁毒日》《开枪击毙抢劫犯》《反扒行动》《是医疗事故，还是人身伤害》等。每一次参与干警们的抓捕行动，他们总是尽力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我跟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也深刻地了解和体会到为保一方平安深圳公安干警们付出的努力。 　　如果说新闻摄影记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职业的话，那么法制新闻摄影记者就是危险中的危险职业。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做法制新闻摄影，要冒着意想不到的危险，到第一现场的最前沿去拍摄。与此同时，法制新闻摄影记者还需要具备警察的某些素质，以便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拍到好照片。 　　2001年我调入《深圳特区报》，负责摄影工作。这是一份以社会新闻报道为主的报纸。想要拍到第一手资料，唯一的途径就是“走进去”。我主要进行暗访，暗访有一定风险，所以我从来不背摄影包，也不穿摄影背心，我的相机一年到头都装在我的女款包里，包的拉链永远是开着的，这样方便我随时拿出相机。一般在采访中我会先目测站好拍摄位置，事先用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