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中的乡村价值.docVIP

新型城镇化中的乡村价值 　　“不要看现在人口红利得了不少，城市工业发展很快，后面是要偿还的。” 　　当下，正当人们热烈讨论新一轮城镇化时，过去城市化“大跃进”后遗症，却逐渐显露出来。如，大量失地农民进城后无法真正成为市民，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爆发；第一代农民工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他们的养老问题最终会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化交织着“三农“问题，使得问题愈加复杂。罔顾“三农”一味追求城市化，其后遗症也愈加严重。如何解决过去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对于即将开始的新型城镇化，我们如何才能走出一条新路？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 　　城市化是陷阱” 　　《决策》：过去我们一味追求快速的城市化，导致很多后遗症。现在问题已经逐渐显现，这些会不会成为今后社会一大隐患？ 　　刘奇：未来中国面临一大问题，就是那么多农民工老了以后谁来养。很多农村青年不顾一切都要进城，哪怕只能在城市混口饭吃。在农村人看来，即使在外面胡混都得出去，在家没有出息，形成一种社会风潮。我们的媒体和行政力量，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宣传的。 　　农民找不准自己的职业定位，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觉得好像城市里遍地是金，钱好赚。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城市化是陷阱，掉进去就很难爬得出来。等你明白的时候，已经年纪大了，没人要了，只能回农村老家。 　　城市对农民的态度就是，“干完活走人，公民权免谈”。如果农民在城市没挣到钱，带着职业病，年纪又大了，不会也不愿干农活，就会成为社会问题，最终还要靠政府兜底。不要看现在人口红利得了不少，城市工业发展很快，后面是要偿还的。 　　《决策》：还有一个后遗症，就是那些被征地拆迁的农民，他们进城后成了被遗忘的人群，引起了很多问题，比如黄赌毒泛滥，前不久南京两个女童饿死家中事件就是典型。 　　刘奇：据测算，目前中国大约有5000万失地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有着太多的无奈，他们大都面临着共同的难题。如，有限的补偿款花完了怎么办？ 　　中国的征地补偿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象征性”的，标准过低。按目前消费水平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有限的补偿费花光之后，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又身无长技，如何生存？ 　　更重要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无业可就，或有业难就，或有业不就，很多成为“闲人”。根据能量耗散理论，人的能量如果找不到正常的耗散渠道，就会通过非正常的渠道释放。 　　这些“闲人”，在失去土地的同时，最容易失去灵魂；在走向社区的同时，最容易走向监狱。等几年后，他们的钱都花完了，就会成为一大隐患。 　　《决策》：一直以来，我们城市化只注重修路、盖房子，而忽略了人的城市化。 　　刘奇：失地农民离开土地，由世代聚居的村庄进入新的社区，住进楼房，需要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 　　首先职业转换。原来拿锄头种地，现在一下子到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原来面对的是庄稼，现在面对的是机器，对于文化低、技能差的农民来说，实属不易。 　　其次是身份转换。失地农民进了城，但标签上仍贴着“农民”二字，户籍登记也入另册。真正的市民待遇不能普及到他们头上，管理上的歧视、社会上的偏见等也难以消除。 　　另外，还有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转换问题。这些转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经过长时期才能完成，甚至一代人两代人。角色转换是一个缓慢而又伴随着阵痛的过程，转换不好肯定带来社会问题。 　　《决策》：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政府具体应该做什么？ 　　刘奇：首先，应在政策上逐步熨平失地农民与市民之间褶皱。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凡是市民有的，失地农民就应该有。 　　其次，应推动传统乡土文化与城市社区文化之间的融合。在新的社区建设上，一方面要借鉴西方经验，如大力发育各类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另一方面要吸收传统乡土文化的精华和养分，如熟人社区诚信体系的构建等，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文化。 　　另外，基层组织应在职能上，实现从服务村庄向服务社区的转变。从村庄到社区，工作对象、工作内容发生了改变，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应随之改变。 　　“打破‘三圈’” 　　《决策》：中国城市化30多年来突飞猛进，在这样的发展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刘奇：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从17.9%一路高歌猛进推高到约53%的水平，差不多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激增，这是典型的超常规大跃进。在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出现许多困扰发展、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目前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干得好成欧美，干不好就有掉入拉美陷阱的危险。 　　城市化就是把人化入城市的过程。而许多地方只注重“物”，不注重“人”的城市化。只关心脚下的地，不关心地上的人。因为地可以生财，人只会花钱。 　　当前，我国城市化率是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