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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陶之恋 　　“戊己本是命，万物土中生。本来是瓦器，费了多少心。”这简单的四句话，不是写在书册上，而是刻在一件不起眼的陶器上，而这件刻了字的陶器，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而是搁放在普通的农家。 　　大块头的水缸、酒坛，小巧玲珑的茶壶、手炉，普通人家的泡菜坛子，归元寺昌明法师的师父用过的托钵，甚至战国时期的三足陶壶……楚陶收藏者程远斌160平方米的家，就是一个楚陶的世界，阳台、厨房、卫生间，一切能利用的空间里，皆是坛坛罐罐。这样的场所，也最适合她的“族群”——楚陶“生存”，因为楚陶本来就是为满足普通人家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千百年来，一直如此。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陶器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舞台，窑厂纷纷倒闭，艺人相继散失、技艺普遍失传。楚陶的命运，亦是如此。也正因如此，那些一直坚持，至今与土与陶共同生活，试图不让楚陶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才更值得我们去找寻，他们与楚陶的不解情缘，也更值得我们去记录。 　　陶之缘 　　1998年，刚大学毕业的孙志军，骑着自行车在荆州城的周边寻找还在冒烟的烟囱，在走到北边的草市村附近时，他有了意外的收获。“我远远看到一个烟囱，在城市的边缘，还冒着烟，因为那个烟囱很小，我就断定它不是砖瓦厂，那可能就是一个规模极小的窑厂，因为这种小窑厂才有机会去做陶。”他说。 　　孙志军是荆州本地人，监利师范美术专业毕业，他与陶土的缘分，是从在监利师范学院读书开始的。“那时，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去旅行、写生，这种移动的生活让我对原生态的东西特别有感觉。泥土，河流，老砖，石板，我都很喜欢，渴望一种休闲、灵性、自由的生活状态。当时美院有个陶艺兴趣班，每次经过他们的陶艺工作室，就觉得很神奇，里面有土，有窑，有拉胚机，有各种烧陶的设备，当时我就想进去玩玩泥巴，看看那些机器是怎么运转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借口，没能实现我的愿望。” 　　虽然没能在陶艺班学习，但是孙志军对陶土的渴望没有停止，他开始寻找各种有关制陶的书籍、资料，开始对一些地区烧陶的风俗、技艺有所了解，还试图模拟原始人烧陶的方式去亲手烧陶。“当时还没有网络购物这个概念，我就自己在家里做一些粗制感觉的陶，拉胚机也是我自己做的，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 　　在自己烧陶的过程中，孙志军也在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考察，了解了各个不同地区对陶的认识和看法，喀什土陶、龙山黑陶、陕西印陶、江西景德镇陶瓷等，这些关于陶的元素不断充实丰富着他的大脑。 　　他发现，相较于那些阳春白雪、供人赏玩的官窑陶瓷，湖北楚陶就是粗壮憨实的下里巴人，胎体、釉水、纹饰、造型朴素、厚重，随便拎一只中等形制的陶罐，人也会感到吃力。作为寻常百姓家的生活用具，第一个要求就是经久耐用，楚陶最大的特点也在于此，摸一摸器物的内外壁，能明显感受它的厚实与笨重。 　　最早体现湖北楚陶卓越技艺和艺术热情的，是屈家岭遗址出土的彩陶，它薄如蛋壳。石家岭出土的大量形象生动的鸡、羊、猪、狗、人等陶艺作品，同样全国罕见。另外，汉川马口窑、麻城蔡家山窑、蕲春李窑、京山雁门窑等，均不乏陶艺精品。 　　“我慢慢发现，陶对人类文明就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会对人的艺术创造力、想象力产生影响，还有助于对文化的理解，综合性很强，地域性也很强。我想知道在楚国这个地域，陶器制品的发展和制作情况，于是，我开始在荆州本土寻找，那些残存的还在做陶的人”。 　　“砖瓦厂荒废之后，原有的人员可能去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是很准确的，我顺着这个冒烟的烟囱，找到夏于谷老人的家，还有他做陶的厂房。” 两座小土窑， 一只不太高的烟囱，三排破旧的红色砖瓦房， 路边及草丛散落着残破的陶片，这就是夏于谷做陶的地方，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近郊，距楚纪南故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不远的草市村。 　　孙志军与夏于谷因陶而结识，而夏于谷坚持制陶的故事，也给了孙志军不一样的启示。 　　陶之忆 　　1938年，夏于谷生于四川涪陵一个制陶世家，爷爷以制作灰陶、青瓦为主，父亲以做日用陶为主。从小，夏于谷就生活在制作坛坛罐罐的泥土之中，玩泥，在他的记忆中，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14岁时，小学还没毕业，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这种技艺，用脚踏着辘轳车盘，双手在旋转的陶泥上拉胚，一圈又一圈。“不能偷懒啊，家里还指望我多做几个榨菜坛子，扛到街上换油盐呢。”75岁的夏于谷回忆自己学做陶器的过程。 　　“做土陶是门细致活，全凭眼力和手力，弄不好就会出废品。而且土陶的制作过程是在没有任何图纸和模板的情况下，完全靠手感和经验捏制出来，这更需要功夫。还有烧窑时，不仅要禁得住高温的炙烤，还要仔细观察，掌握火候十分重要。”夏于谷总结道。 　　凭借一身制陶的技艺，1976年，他被彼时的纪南公社陶器厂聘请到荆州，开始了他在荆州制陶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