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为什么能？.docVIP

温岭为什么能？ 　　9月13日下午2：30，浙江温岭市横峰街道一间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横峰街道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民主恳谈会正在召开。 　　“才到了38个人，人数还不够啊，”温岭民主恳谈办公室主任陈奕敏，提前半小时就来到横峰街道。这位当地干部眼中的“陈恳谈”，心中有把刻度精确的“尺子”，有关恳谈会的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这场会，是1999年以来，温岭召开的近3000场民主恳谈会中最普通不过的一次。旧村改造、环境治理、校网撤并、预算编制、三公经费……无论小事大事，温岭的老百姓都有机会发发言、放放“炮”。 　　14年，经历5任书记、市长、人大主任，在中国基层创新仍然走不出人走政息怪圈的大背景下，温岭民主恳谈的持续动力，成为值得一探究竟的话题。 　　在政府与社会 　　的接口上做文章 　　横峰街道恳谈会现场，主席台没派上用场。 　　街道办主任卢法友、副书记潘丹和公安局、派出所的几位代表坐在矩形会议室的一端，27个村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银行、幼儿园、企业等相关代表围坐一圈。 　　“我们都用台州方言开会”，细心的潘丹提出给记者找个“同声翻译”。 　　在简单介绍视频监控的重要性之后，街道派出所通报了近3年要安装的440个高清摄像头的选址方案。 　　会议一开始，中规中矩按照流程走。到了讨论环节，会场顿时热闹起来。 　　祝家洋村支部书记提出，村里9只探头不够，还有一两处地方没有覆盖到，而且三年建设周期太长，不如一次性完成；邱家岸村书记蔡永乾，则质疑方案中该村的11个探头选址有问题，要求重新选址。 　　七八位代表，挤到会场张贴的一张视频监控布局图前面，仔细查看本村的探头数量和选址地点。 　　大家发言越来越热烈，从建设周期、财政补贴方式、探头数量和选址方案，方方面面都提出了完善意见。“你看，大家都有话说，也都说到了点子上，会开得很有质量，”陈奕敏笑吟吟地说。 　　让大家都有话说，就意味着议程设置必须与百姓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横峰街道企业较多，流动人口也很多，对社会治安问题，老百姓关注度高，所以才把这样的工作拿出来恳谈，”派出所所长蔡仁辉介绍说。 　　恳谈，意味着哪怕一个小小摄像头的安装，百姓和政府都是可以商量的。卢法友现场承诺，会认真考虑村民关于缩短建设周期的建议，村里如对选址有异议，均可与派出所协商实地勘验。 　　“会上提了很多不同意见，你们有心理准备吗？”会后记者问。 　　“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听意见，然后再去完善工作方案”，潘丹说，“像今天这个会，如果不恳谈，好事也不容易办好，工作落实下去是骂声而不是赞扬声。当你听取民意之后，哪怕这项工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只要群众参与了，大家就能支持、理解。” 　　市场经济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治的温床。一直关注温岭的学者李凡，将民主恳谈议程设置称为“找接口”。 　　他认为，温岭民营经济很强，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自主、竞争、平等、公开、民主等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新观念，渗透和延伸到人们的政治生活领域。社会有改革的要求，倒逼政府在与社会的接口上做些文章。 　　“温岭民主恳谈，就是这种接口上的改革，解决的是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这让基层民主改革出现了对话，而不是生硬的体制内改革，”李凡说。 　　既然有接口，免不了就有磨合。在民主恳谈这张制度的“会议桌”旁，政府曾经生涩过，面对火药味很浓的现场，很多乡镇领导也冒过汗；另一方面，百姓也把恳谈当成“吐槽会”，热衷表达个人诉求。 　　1999年6月25日，当松门第一位村民拿起话筒倒出满腹牢骚时，人们肯定想不到14年后，横峰街道这场最普通不过的恳谈会，能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对话双方：从容且充满诚意的政府，理性又不乏热情的公民。 　　民主是一场训练，一边是对权力的驯服，一边是对权利的伸张。一张会议桌，让政府和民众在相互磨合中成长。 　　就在记者到达温岭前一天，新河镇也刚刚召开一场披云山公园改造提升建设恳谈会。 　　尽管在媒体人眼中，新河作为温岭民主恳谈的标杆，是不容错失的，但记者并无懊恼。原因在于，温岭已经在新河、泽国、松门、温峤等“盆景”之外，令基层民主蔚然成风、移步即景。 　　“民主恳谈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停不下来了，”新河镇宣传委员陈瑶告诉《决策》，这不仅仅因为它已经成为政府的一种工作方式，更成为老百姓一种生活方式。 　　制度化推演 　　民主建设像个陀螺，让它动起来，既需要自身运动的惯性，也需要外部给力。这种保障其动力不衰的力量就是制度。 　　制度是什么？是规矩和准则。 　　“14年来，温岭市委已经相继发布了10个文件，去一步步规范完善民主恳谈制度。”陈奕敏介绍。 　　这10个文件，当属2002年和2004年最具有节点意义。 　　早在2002年10月，第一份市委文件就明确提出，“全市各地各部门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