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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滇西北民族地区义学经费来源 　　摘要：清代滇西北地区义学发展迅速，但因滇西北民族地区经济条件有限，官绅民众采取措施，筹集经费，促进了义学发展。义学经费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官方捐助、学田田租等成为滇西北义学经费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清代；滇西北；民族地区；义学；经费 　　中图分类号：G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义学作为免费性质的蒙学教育机构，主要招收家庭贫寒子弟，在清代曾得到朝廷的大力推广。关于义学经费，据《清会典》记载：“京师暨各省府州县俱设义学。京师由顺天府尹慎选文行兼优之士，延为馆师；诸生中贫乏无力者，酌给薪水。各省由府州县董理，酌给膏火。每年仍将师生姓名册报学政”[1]。既然义学的经费由各府州县酌给膏火，那么对于滇西北①偏远贫困之地，办学经费之艰难可见一斑了。而“膏火之存亡关义学之兴废”，因此滇西北义学教育经费就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官方捐助、民间募捐、学田田租等都成为清代滇西北民族地区义学经费的主要来源。 　　一、清代滇西北义学经费来源方式 　　（一）官方捐助 　　官方捐助是清初滇西北民族地区义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按经费来源方式，又可分为土官资助、官府出资、官田拨给、乡约粮、盐井支出等。 　　1、土官资助 　　地方土官筹措义学经费与当时地方社会政治发展关系密切。木氏世守丽江，严禁百姓事诗书，孔兴询任丽江通判时修建孔庙，木氏鉴于形势发生变化，开始捐资购器，置于孔庙，并添设义学，据《木氏宦谱》记载，“（木兴）捐创文庙、设立馆。”[2]洛克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木兴于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捐资修建丽江孔庙，并且慷慨地捐出1000两纹银开办义学，聘请教师。”[3] 　　乾隆年间永北府广设义学，其中在永宁、蒗蕖、他留、莨莪民族聚集之地设立4所义学，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永宁土府义学，由土知府阿有威捐建书舍[4]；蒗蕖义学，由土舍阿逢泰捐建书舍[4]；北胜州莨莪义学，由土知府高龙耀同耆民海顺清等公建书舍[4]；他留义学，由土知府高龙耀同火头海马等公建书舍[4]。可见这些土官对民族地区义学兴建发挥重要作用。 　　2、官府出资 　　清代早期义学设置滇西北民族地区，由于地方官员捐资有限，地方社会一时难以筹集足够资金，为了发展教育，地方官员动用公款助学。例如，中甸厅义学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由州判辜文元设，共5所，分别在大中甸、小中甸、江边、格杂、泥西，每年束脩银各13两九分。其经费来源为州判辜文元详定每年存留公费银六十五两四钱四分九厘，分给各馆，永供束脩。[4]P574中甸厅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5所义学，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裁去格杂、城西二馆，其余三馆，每年由厅直接给银二十两，以作束脩之费[4]P574。 　　养廉银作为义学经费来源是官府出资的另一种特殊方式。养廉银本意是想藉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其来源为地方火耗或税赋。由于滇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教育经费难以筹集，但是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蒙学教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养廉银也作为了义学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据《丽江府志》记载，乾隆二年（1737年）管学宣任丽江知府时，广设义学，其中束河馆、白马馆、剌沙馆、吴烈馆、七河馆、九河馆、巨甸馆、通甸馆、江西馆、树苗馆、小川馆，共11馆皆有其倡导设立，并每年裁减乡约养廉银132两，分为各馆作为束脩银[5]。可见养廉银作为义学经费来源，对以上11所义学而言意义重大。 　　3、官田拨给 　　官田拨给的经费来源方式在清代义学建设方面也十分常见，这种方式虽然并非直接以货币形式支持义学建设，但是义学的兴建和发展却是离不开粮食的。因此，官田粮食供给作为官方支持义学建设的形式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官府常用扶持义学发展的方式。例如，丽江兰州馆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由署府姚应鹤设，“拨官庄余米十五石四斗，永供束修。” [5]永北地区亦有关于官田拨给方式的记载，如旧衙坪河东馆和北馆经费来源为“由改土善后禀准以龙洞坪谷麦租二十九石二斗五升作每年修金”[6]；永北南阳厂馆所需束脩为“禀准以那海窝子田八拆租十五石，本地土租十一石一斗五升作每年馆金”[6]；永北华莹庄馆所需束脩为“禀准以接官坪章土州同知公租十六石，左禾公产分十二石作每年馆金”；[6]永北阿比里馆所需束脩为“禀准以河西章土州同公田收租二十三石五斗作每年馆金”。[6]据以上两地区关于义学经费来源的记载不难看出，官田拨给的经费来源方式在清代滇西北地区比较常见。 　　4、乡约粮作为束脩 　　至清代后期，文化教育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日趋显著，为了兴办义学，开启民智，在贫困地区曾有将乡约粮作为义学束脩之举，剌宝里便是一例。清光绪九年（1883）剌宝里设置义学，“盖闻学校之设，源以培植人材。丽邑自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