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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志书语言文风的风格 　　《天津通志》二轮修志，完成的志稿已有几十部之多，志书的语言把握大体遵循了《天津市地方志书行文规范》，已完成的志稿，在志书语言方面，存在着最普遍的问题，就是撰稿中不注重语言文辞。续修志书启动之后，各承修单位做了大量工作，搜集了大量材料，进行了谋篇布局，但是在编写过程中，语言问题解决不好，就很难编成一部良志佳作。没有精当的语言，即使框架设计的再高明，篇目搞得再精细，门类分的再严整，也将是空楼一座。相反，如果能驾驭语言，精于编写，那么框架、篇目、门类、章节、语言就会相得益彰，经得起时代风雨的剥蚀。 　　在这个语言多元化的时代，对当下时代语言运用的度，时刻萦绕在志书编写者心中。我们既要遵循地方志语言的要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又要语言精美，富于文采；既要述而不论，又不能绝对化地对待。这对广大志稿撰写人员，提出了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怎样把握这个度？最关键的是在撰写稿件当中，如果注重语言细节，也就决定了志书编写的成败。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和传递信息知识的媒介，语言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地方志的编写语言是书面语言形式，书面语言的正确使用，是地方志编撰者的基本功，也是地方志编写的基本要求。地方志工作者驾驭语言文字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志稿的水平。 　　看重语言，强调语言对于文章的重要作用，也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易经》中就有“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之说，这里的“辞”，指的就是书面语言。显然，那时的古人就已经认识到了语言所具有的宣传、鼓动的作用。孔子说，“情欲言，辞欲巧”，就是说要想完整、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思想感情，就必须讲究语言方面的技巧。孔子还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只有语言精美，富于文采，文章才能流传甚远。从我国先秦时期的《诗经》，到西汉《史记》，到唐诗宋词，再到明清小说，凡是得以长久流传的著作，都是语言方面的典范。 　　文风是书面语言的风格与流派。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把社会交往与实践中的语言按一定表述方式记录下来，便形成了文章，也就有了文风。于是产生了风格与流派。所谓文风实质上就是“为文之风格”，包括的内涵有方方面面，但文章最终体现的是文者思维方式与精神实质不同。自然形成了多种风格与流派，由于语言文风的不同，形成了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宋词流派分为豪放与婉约，就是中国文坛不同文风的例子。 　　豪放派词的内容写景抒情议论，跳跃动荡，纵横潇洒，造成一种开阔、健阔的艺术境界，格调显得清超豪迈。以苏东坡、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创作上视野较为开阔，气象恢弘雄放，有一种悲壮慷慨之美。婉约派词的内容主要是离愁别绪，闺情绮怨。五代形成的《花间集》和李煜为代表的香软词风形成一派，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 　　风格是撰文者精神个性在文章中的表现，这种个性“成于中，形于外”，将其本人的个性倾注，印记在文章中。因此便形成了一个通古以来的结论――文如其人。我国古代文字史上有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是如此，近代文学史上鲁迅、巴金、老舍、张恨水也是如此。 　　语言和文风是密不可分的，撰稿者从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出发，以什么样的审美观点使用语言，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文风。文风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通过语言而传播开去，离开语言也就无所谓文风，正确而健康的文风，只有通过准确而鲜明的语言才能表现出来，语言和文风是相辅相成的，是相得益彰的。 　　语言文风的运用最终体现出一种风格，我的理解是语言、文风是写志的方法，方法的运用彰显风格。我们二轮修志采用什么语言、文风、体现什么风格，笔者有几点粗浅的看法，供修志同仁们撰稿中共同探讨。 　　一、志书语言要有时代性、科学性和地方性 　　1.志书语言的时代性 　　语言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旧方志使用的是文言文，新方志使用的是现代语体文，但是追溯古代历史时，还要用到一些古代的词，如翰林、举人、社稷等，这是对历史的客观反映。 　　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第一轮修志有它历史的特定语言，比如常用的词，如合作化、供销社、计划经济、毛泽东思想。二轮修志常用的词，如改革开放、体制改革、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些标志着时代特色的词汇，绘成了当代志书，将来成为后人看现在历史的具实考据。但是我们当代语言的多元化，特别是一些资料来源于一些媒体，尤其网络资料，是修志资料的重要源头。追潮语言、网络语言在志稿中时常出现，这些语言更加赋予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也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事实上汉语在“五四运动”前后经历了一次大的变革就是多方使用新词，堪称语言历史上的革命。“为人民服务”、“大政方针”、“解决问题”都是当时的新词。正是由于这次革命，给后来的汉语增添了无数精彩。但是冷静面对当下语言的丰富多彩，使人感到有的语言是担当不起传世重任的。比如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