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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地位（一） 　　米塞斯 　　彭定鼎译 　　I Menger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1．起源 　　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始于1871年Menger出版题为《经济学原理》（Grunds?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的不大的著作。 　　人们习惯于探究环境对于天才的成就的影响。人们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天才的成就归因于他的环境的作用以及他的时代和国家的思想氛围。不论这个方法在别处如何成功，它却不适用于那些其思想对人类产生影响的奥地利人。Bernard Bolzano， 　　Gregor Mendel，和Sigmund Freud没有受到他们的亲戚、老师、同事或朋友的启发。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他们同时代的同胞和祖国的支持。Bolzano和Mendel 在就他们的领域而言可谓是思想沙漠的环境中从事他们的工作，而且他们去世后很久人们才意识到他们的贡献有多大。Freud首次在维也纳医学联合会报道其主要思想时遭到了嘲笑。 　　人们可以说Menger发展的主观论和边际论是有其根源的。有几位先驱者提示过这个思想。此外，大约在Menger写作并出版他的著作的同时，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Léon Walras也写作并出版了阐述边际效用的著作。虽然如此，无疑他的老师、朋友或同事都没有关注过激发Menger的兴趣的那些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我告诉他我们年轻的维也纳经济学家在非正式的但却是定期的聚会上讨论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时，他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维也纳没人关心这些。”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不存在“奥地利学派”。只有Carl Menger。 　　Eugen von B?hm-Bawerk和Friedrich von Wieser从未跟随Menger学习过。他们在Menger作为私人讲师（Privat-Dozent）授课前就完成了在维也纳大学的学业。他们是通过研究《原理》向Menger学习的。当他们在德国的大学里特别是Heidelberg的KarlKnies的讨论班呆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到了维也纳并且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然后他们分别应聘于Innsbruck大学和Prague大学。很快，一些参加过Menger的讨论班并且受到他的影响的更加年轻的人也加入进来。外国人开始称这些人为“奥地利人”。但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名称是后来才用的，是他们在1883年Menger的第二本书《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出版后与历史学派的争论公开化时才使用的。 　　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奥地利大学 　　奥地利内阁（Menger曾在70年代早期——在他于187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之前——任职于其新闻部门）是由自由党的成员组成的，他们主张公民自由，代议制政府，所有公民在法制下的平等，稳定的货币，以及自由贸易。70年代末，自由党被教会、捷克和波兰的王公贵族和各种斯洛伐克民族党的联盟排挤。这一联盟反对自由主义者支持的一切理想。然而，直到1918年Habsburg王朝解体，自由主义者使得皇帝在1867年接受的宪法以及受其制约的基本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效。 　　在这些成文法所保障的自由的气氛下，维也纳成了新思想的先驱者的中心。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奥地利与欧洲思想是隔绝的。维也纳——更不用说奥地利的其它省份——没有人关心西欧的哲学、文学和科学。当Leibniz以及后来David Hume去维也纳时，没有当地人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1]除了Bolzano，19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奥地利人对哲学或历史学作出过任何重要的贡献。 　　但是，当自由主义者摆脱了阻碍思想的镣铐，当他们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并且废止了宗教事物协议（concordat，即对教会承诺不发表违背基督教义的言论的协议——译者注）之后，优秀的知识分子们都聚集到维也纳来了。一些来自德国——例如哲学家 　　Franz Brentano和律师兼哲学家Lorenz von Stein和Rudolf von Jhering——，但大多数来自奥地利省份；还有一些是维也纳本地人。这些人之间没有一致意见，他们的追随者之间也没有。前多明哥派修士Brentano开创了一条最终导致Husserl的现象学的思路。Mach阐述了一种导致了Schlick、Carnap以及他们的“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Breuer，Freud和Adler以一种完全不同于Krafft-Ebing和Wagner-Jauregg的方式解释了神经官能症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