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国：我在每一次写作中都保持警惕.docVIP

张庆国：我在每一次写作中都保持警惕 　　吴投文：我注意到，你很早就喜欢上文学了，还在读小学时就明确将来要做一个作家，你多次坦诚地谈到了这一点，说那时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作文课，一到星期四星期五就开始兴奋。对一个作家来说，早年形成的这种文学兴趣非常重要，这实际上对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道路。请谈谈你早年的文学兴趣对后来创作的影响。 　　张庆国：我所认识的作家朋友，很多从小就热爱文学，这叫爱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年代，文化的样式很少，文学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品种，读文学作品是生活中的重要活动，所以，爱好文学的人多些。 　　爱好是非常神奇的力量，它能给人巨大的勇气，鼓励人义无反顾地去做某件事。换个说法，爱好仿佛是某种召唤，来自内心深处，无可抗拒。 　　我反对一个说法，就是坚持，坚持文学写作，甘愿清贫，守住寂寞什么的。有一次开会，我主持会议，有一个朋友语重心长地鼓励作家，希望他们坚持，守住寂寞，我当场表示反对。我说寂寞的事很多，比如下棋，没有稿费、不评职称、不分房子，可是，玩的人乐此不疲，很幸福，因为他爱好这个。所以，文学写作成功的重要条件，就是喜欢、爱好写作。不喜欢写作，赶紧放弃。 　　当然，爱好只是原始的生理或心理条件，要把文学写作的工作做好，必须超越所谓的爱好，进行长期的专业研究和训练，包括思想训练和大量的人生见识积累等，要有人格品质的塑造，在个人爱好的原始推动力中，通过高水平的专业能力，为全社会或整个人类去写作。 　　吴投文：很多作家的创作动力往往来源于他们的童年经验，童年经验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了他们的创作中，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创作主题，像鲁迅、沈从文、萧红、张爱玲、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童年经验可以说构成了他们创作中最生动也最富有美学形式感的一部分。在他们创造的文学世界中，读者可以呼吸到丰盈的来自作家童年的气息。在你的创作中，好像除了小说《一只猫穿过黑夜》，似乎很少涉及自己的童年经验，这在作家中可能并不多见，请谈谈其中缘由。 　　张庆国：童年经验不只跟作家有关，跟所有人都有关，但它的表现方式不同。有的作家把自己的童年经验表现得很直接，比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就是回到童年经验写出的好作品。有的作家只写出感觉，只有某种气息贯穿作品，这种情况也很多。 　　我有少数小说写自己的经历。大学时的第一篇小说就是，那篇小说，题材出自我中学时的生活。当时，我接连几个假期外出，去表哥家的煤矿玩，工人混乱质朴的生活让我吃惊，记忆深刻。大学时的某天，我茅塞顿开，构思了一篇小说，发表后在圈内引起了轰动。我的小说《如鬼》写的是家族生活，《一只猫穿过黑夜》写的是童年时我养的一只猫，《冰川》写外出采访时遇到的一个怪人，也是亲身经历。 　　我一部分作品有些灰暗，应该跟童年经验有关。我不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若干年前，父母提心吊胆地生活，前景暗淡。少年时代，冬天天色灰暗，我就非常忧郁。 　　但是，我直接写自己的小说不多。 　　我四处行走，养成观察和研究他人的习惯，喜欢写别人的生活。 　　我认为有两种作家，一种叫体验式作家，一种叫职业作家。体验式作家的作品，大多跟自己的生活有关。职业作家，多半喜欢收集材料，运用技巧进行加工，完成作品。体验式作家路子要窄些，甚至窄到云南作家写云南，东北作家写东北。可是，严歌苓一个上海女人，可以写东北，也可以写澳门赌场，她属于职业作家。 　　这两种作家，也不是能截然区分开的，加缪写《鼠疫》，看上去不是体验式，但小说事件发生在阿尔及利亚，跟他的童年扯上了关系，他在那里出生并感受到世界的混乱与荒谬。鼠疫事件是虚构的，事件背后的思想，来自于他的童年生活经验。 　　我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小说《马厩之夜》，是我去云南边境调查、寻访、研究和体验后写成的。看上去跟我的生活无关，更跟我的童年无关。但王家祠堂幽深的大院，王老爷的固执和善良，总让我想起童年祖宅的大院子，想起爷爷和父亲。 　　吴投文：在你的早期创作中，你尝试过现代派小说的多种技法和叙述方式，如《灰色山岗》、《天籁》、《神事》等作品，你后来基本转向现实主义的写作，是否与九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的普遍转向有关，请谈谈。特别是近年来，大概是受到社会文化世俗化的影响，作家们的写作聚焦点普遍转移到了故事性方面，小说确实是变得好读了，但叙事艺术上似乎也失去了探索的锐气，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写作的平庸化。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庆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文学复苏，伴随着向西方现代派的学习一同前进，上世纪八十年代，部分中国青年作家进行先锋小说试验，带来了活力，但也有问题，西方的现代派作品个性鲜明，表面的模仿，给人的感觉是雷同。还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跟他们作家的个人化立场很吻合，我们的青年作家，还是习惯于社会性意义，学着写些个人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