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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声音的建构与传达 　　一个好的作家，最重要的应该是具备有叙述故事的能力，有悲悯的情怀，有理想倾向，能关注未来，树立人的信心。我从未对这个社会感到失望，我一直在用我的方式向人们传达温暖，传达善良，我相信向上的力量。 　　――万 宁 　　没有比声音更令人惊奇、更让人亲切的了。 　　从《麻将》《你面前横着一条河》《英雄远去》……一篇篇读过去，一个声音不知不觉进入耳中，聆听代替了阅读，那声音时而从容自信，时而伤感温柔，时而欣悦轻盈，时而迷茫惆怅，偶尔停顿、偶尔调侃、有时甚至默然无声。逐渐地这个声音成为我最熟悉的声音，认识这个声音就如同认识了这个从未谋面的人，聆听这个声音就如同看着她平常的日子，在这几个月里聆听了她二十年来讲的一个又一个故事，讲故事的人在多重矛盾又和谐的声音里不断成长，听到她在知性又迷茫的混声中、在道德和情感的矛盾中，建构着一个持续不断声音系统，那就是关于“爱”的言说方式。 　　一 、谈论世界的声音 　　当万宁知道生活中的一熟人因为感情背叛而遭遇婚变时，第一次有强烈的对听众讲故事的愿望，她说：“我很震惊，因为在我还是孩子时就目睹他们恋爱，那脸上的甜蜜，让我知道恋爱是件很美的事。”“他们的离婚让我非常愤怒，愤怒之中我提笔写下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就是一九九一年七月在《湖南文学》上发表的《走进冬季》。背叛者不仅破坏了自己的婚姻，还打破了年轻女孩对爱情的全部憧憬和美好想象，从此开始了她对“爱”的寻找与言说。 　　很快万宁被邀请参加创作笔会，她被纳入了一个新的团队，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作家。新的身份赋予她一种新使命：讲更多的故事给更多的人听。一个又一个故事从万宁的叙说中产生，2011年2月出版的作品集《麻将》中收录了她七篇小说，分别是《麻将》《你面前横着一条河》《英雄远去》《找》《流年》《开到荼蘼》《疯狂的加拿大黄花》。我不知道这此作品具体创作的年份，但都是她过去十多年持续不断的絮语累积。后来陆续又有《村上椿树》《看画画的下午》《与天堂语》《波士顿的邂逅》《纸牌》等。 　　万宁创作《走进冬季》，是因为她有话不得不说，有愤怒不得不发。这时的她还没有身为作家的自觉意志，当然也就没有明确的身为作家的权威需求，所以声音莽撞天真而少有顾忌。但当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位可以在所有故事中不断署名的作者之后，获得听众，赢得尊敬和赞同，建立影响就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企求，这种企求理所当然会影响到故事的叙述，变成一种有迹可循的声音。 　　热拉尔?热奈特曾说过：“就是在那些最不干起眼的叙事中，也有人对我说话，向我讲述故事，邀请我聆听他讲的故事。”怎么打动邀请而来的客人，让他们聆听自己的声音，让自己通过写作加入文学总体当中？万宁在寻找加入文学总体并发出声音的方式。 　　在文本同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能互相参考的“对话性”，是万宁比较明显使用的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之一。 　　《麻将》将当代最让人不安的因贫富分化引起的“仇富”问题生动地呈现出来，《村上椿树》则是对“拆迁户”和“钉子户”的现实仿作，《与天堂语》在一个女人的情感困境与无奈人生中不露声色地将与“失独”类似的“空巢老人”这一社会问题缓缓引出。让当代人焦虑的生态环境问题更是在作品中不断重复讲述，不仅在《加拿大黄花》《纸牌》《麻将》《春天里完成的恋爱》等作品中作为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主题出现，在其它作品中也常常在城乡对照、民间传说和历史变迁的描述、传统习俗的依恋中不断透出对原生自然状态的向往，以此表达对原生态人文自然环境被破坏的焦虑。 　　除了上述社会热点问题，作者常常聚焦于文革的历史。《看画画的下午》《大院生活》《开到荼蘼》《找》《与天堂语》等作品中采取各种手法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历史中发生的故事娓娓道来，声音中有回忆、有反思、有忧伤、有迷茫、有讽刺。与叙述当代热点问题时的肯定与冷静明显不同。 　　万宁常常使用一种苏珊?S?兰瑟称之为“超表述”的行为来实现小说与现实的对话。关于“超表述”的行为，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写道： 　　还有一类叙述者从事“超表述”的行为，他们作深层的思考和评价，在虚构世界以外总结归纳，寻求与受述者对话，点评叙述过程并且引譬设喻，论及其他作家和文本……（超表述行为）可以扩展虚构权威的范围，使之包括“非虚构的”的被指称者，并让作家能够从虚构故事“内部”往外部投身社会文化、参与有关文学、社会和知识界的讨论。 　　在《村上椿树》中，作者采取骆霞的视角来讲故事，但涉及拆迁引发的社会问题，就常采用“超表述”的行为，直接与受述者对话，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为。如作者如此讲述城市的安置小区状况： 　　“在城市里，安置小区有淹没的迹象，在庞大的建筑群里，它没有闪光的地方，却常常是瑕疵的一部。 　　在这个城市里他们丧失了原有的生存能力，那能力是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