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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那些故事 　　父亲是1934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先加入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三团，改编为刘志丹、宋任穷领导的红28军。1936年春随军东征，后回师陕北，转为地方游击队。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父亲所在的陕北游击队又改编为教二旅，在旅长罗荣发的直接指挥下，奉命南下到延安东南的官庄、临镇、麻洞川一带阻击敌人，掩护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安全撤离延安。 　　在十余年的革命战斗生涯中，父亲参加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战役，经历过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多少次陷入绝境，多少次又险象环生、转危为安。 　　父亲讲，打陕北横山县城时，因城墙坚固，壁垒森严，一时很难攻下。一批战士倒下去了，又一批战士冲了上去；巷道里、山坡上，尸体横七竖八，血流成河，就这，双方都寸步不让。经过我英勇红军先后三次猛冲强攻，敌人军心涣散，最后大部分起义投诚。横山县城终于获得了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红军东征的时候，部队先是北上榆林，途经神木、府谷，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最后才乘木船渡过黄河，到达东岸的山西省兴县、临县一带，同国民党阎锡山部作战，以打开抗日救国的通道。那时，红军供给十分困难。面对装备精良、重兵把守的国民党军队，要取胜，其战斗的惨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北上神府时，由于地势开阔，黄沙遍野，很难立足藏身，只能利用稀疏枯萎的柠条、红柳等荆棘草灌做掩体，以防不测。战斗一旦打响，我军必须眼疾手快，行动敏捷，先发制人，攻守灵活，方能取胜。最使他伤心的是，与他一起参战的战友们，由于行动迟缓、动作不协调、精力不集中，顷刻就倒在了地上，失去了生命。 　　一天晚上，父亲所在的连队宿营在吕梁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不幸被敌人获取了情报。乘着月黑风高之夜，敌人兵分两路，偷偷摸摸，一路从坡洼上爬上来，一路从脑畔山压下来。待哨兵发现后，敌人已将他们宿营的小山村包围得水泄不通。深更半夜听到枪声后，战士们知道情况不妙，已慌作一团。危急关头，父亲迅速提了冲锋枪，大喊一声：“跟我来。”率先冲出了窑洞，一边猛冲猛打，一边高声谎称：“一班向上，二班向下，三班压后，赶快收拾这些送上门来的蠢货！”听到喊声和枪声，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我军究竟有多少人马，更怕中了埋伏的圈套，便慌不择路地四散逃窜，一场危在旦夕的战事就这样化险为夷了。 　　在当年保卫延安阻击战中，我英勇的教二旅全体将士，面对空中和地面协同作战、疯狂进攻，数倍于我军之敌，寸土不让，双方展开了异常惨烈的殊死搏斗，硬是坚守七天七夜，将敌人阻击在距离延安东南百余华里之外的麻洞川、松树林一带，为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顺利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父亲说，他们7天打了13仗。那时正值农历2月，天气乍暖还寒。为了驱寒和防止偷袭，每天夜晚，敌我双方坚守的山头阵地上都打起了火堆。漫山遍野的篝火星星点点，相互辉映，时隐时现，若明若暗，蔚为壮观，一直要持续到天亮。敌人的“红脑”战机，像群鹰一样，遮天蔽日俯冲扫射，轮番轰炸，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在阻击战的最后紧要关头，父亲所在的营担负着坚守金盆湾沿线阵地的任务。敌人在飞机、大炮的助战下，气焰更加嚣张。眼看阵地就要被敌人冲破，营长命令父亲所带领的排上前阻击。作为独立排排长的父亲，坚决执行命令，立即集合起全排40余人，点名抽调了身强力壮、机智勇敢的10名战士，自己身挎红色执行带，带头就要冲上山坡。营长见状破口大骂：“300多敌人，你不拉上全排前去阻击，只抽调10个战士，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一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父亲忽然像一头暴怒的雄狮，大声反驳道：“你有你的安排，我有我的打算。我全排虽然40多人，但老弱病残，枪支弹药严重不足，全部拉上去，非但取胜不了，反而会连累全排，影响战士的士气，会造成更大的伤亡。而我等10人，个个身强力壮，机智勇猛，弹药充足，一人当十，一定会牵制敌人，为主力部队撤退赢得时间。”营长无可奈何，只好厉声训斥：“如果顶不住敌人，丢了阵地，提脑袋来见！” 　　父亲没有回答，猛地转过身，高喊着：“弟兄们，跟我上！”随即带领10名战士冲上了山岗，投入到了激烈的战斗之中。穷凶极恶的敌人，先后冲锋了三次，都被父亲和战友们猛烈的火力压了下去。面对山上密集的火力，敌人十分纳闷，不知我军的真相，嚣张气焰顿时消减了一半。猛然间，他们望见身挎红色执行带的父亲，不由分说，集中全部火力，向我的父亲发泄而来。在这危急时刻，父亲命令10名战士匍匐在地，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寻找战机，更加猛烈地打击敌人。而他自己却利用一棵粗壮的杜梨树作掩体，隐藏在杜梨树躯干背后，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拾起旁边的手榴弹向敌群砸去。突然，敌人打上来的一枚炮弹击中杜梨树的躯干，从杜梨树上反弹回来的一块弹片，飞向了父亲的左臂。可父亲并无察觉，仍然继续指挥战斗。待战斗即将结束、接应父亲他们撤退的兄弟部队赶到后，父亲才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