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的“人类”情怀.docVIP

科幻电影的“人类”情怀 　　当导演成为传道的圣徒，当电影饱含厚重的意蕴，观影不再是单向度的体验，而变成了庄严的洗礼。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仅凭“七部半”作品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传奇，并和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一道，共享着影坛“圣三位一体”的至高荣誉。1972年上映的《索拉里斯》，改编自波兰科幻小说家斯坦尼斯拉夫?列姆的小说，是塔可夫斯基中期的电影作品。影片主要讲述了心理学家凯受命来到孤岛般的空间站，调查空间站内的奇怪景象和索拉里斯星的结构功能。整部影片充溢着自省、悲情和诗意，彰显了人性的魅力。影片还涉及认知的自洽性、科学的合理性、认同的包容性、体验的纯粹性以及生命的延展性五大主题，主题背后是关于“人”和“人性”的本质真实，最终揭示出的是科幻电影的“人类”情怀。 　　知识能否锁住无知的禁区？飞行员伯顿来到凯家，为他播放了一段自己当年舌战科学调查团队的黑白录像。每当伯顿说到大雾、花园、巨婴等奇景，求知欲极强的科学家便会立刻打断汇报，并迅速向他发问。尽管伯顿强调一切为他亲眼所见，但却遭到科学家们的强烈质疑。的确如此，膨胀的探索欲常常和狭窄的知识框架冲突。从原始社会至今，用已知去推演无知已逐渐演变为人们的思维习惯。随着理性的无以复加，知识话语的霸权否定直接经验有效性的现象变本加厉。毫无疑问，这种思维定势将会极大限制科学的发展，甚至最终会导致人类对真实的怀疑以及对自我的失信。 　　科学能否僭越道德的底线？这次谈话发生在凯和伯顿之间，笔者将其命名为“秋千边的谈话”。根据影片的设置，凯是一个被科学知识同化、保持绝对理性的人。他义正辞严地告诉伯顿自己只对真理感兴趣，绝不会受到任何偏见的影响，毕竟伯顿所看到的可能是幻觉。同时，凯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由此可以结合塔可夫斯基本人的看法作适当延伸。在肯定技术发展进步意义的同时，他深刻地洞悉到科学知识的无情，而对“道德”的敬畏和追求促使他穿透理性的虚伪直抵电影艺术的本源：导演“选择和雕刻时光”，观众“获取和延伸时光”，演员“弥补和演绎时光”。 　　平等能否突破傲慢的怪圈？电影中的主要人物齐聚空间站内的图书馆，背靠孤岛般的星系和浩瀚的太空，展开了一次关于“人和非人”、“平等和异见”的激烈交锋。争论最后，“人类只需要人类”，点明了科学自省和人性救赎的力量。进一步来讲，也许只有人独具的情感和良知才能重新唤醒人们沉睡的记忆，压制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 　　体验能否激活固化的概念？科学家们将凯的脑电波传送给思想之海，引起了思想之海的剧烈活动。思想之海控制住凯的思维，告诉斯纳特，人只能解释概念。人类引以为傲的“概念”，却受到思想之海的如此贬低。在漫长的认识过程中，人们逐渐学会将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将事物的共同特性用抽象的方式加以呈现。因此，人们骄傲地赋予这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前所未有的称赞。此后，“概念”被赋予承载多重意义、处理复杂事物联系等更多责任，并逐渐变成拥有一套符号逻辑的自足系统。但是，人类在使用“概念”时，却淡化了这种高级认知背后的缺陷：这种认知方式将逐渐变成思维定势，阻碍全新思考模式的出现；这种意义承载方式以牺牲整体性为前提，并且我们暂时无法估量损失掉的那部分意义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人类仅靠这种极度单一的间接性经验处理差异性交互，势必会放大利益的作用，远离原初纯粹的感知系统，最终引发认知灾难。 　　死亡能否延长生命的意义？当哈里启动中微子自毁之后，凯和斯纳特关于生和死展开了一番别有韵味的谈话。“生与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超逻辑的循环：生命――意义――未知――匆忙――求知――神秘――死亡――永生。而串联这一系列命题的关键在于“思考”，只有思考幸福、爱和死亡才能接近死亡，拒绝思考这些的意义就相当于永生。换句话说，只有死亡才是人类正常的节奏。死亡不是逃避，而是对于丑陋和罪恶的最大否定，这对于失望的生乃是最大的希望。即使再生也并不可怕，因为复活绝不是单纯的重复。回到初始的状态，再来一遍，将会逐渐学会直面苦难。此时任何苦难再无法摧毁人的内心，因为化身为婴孩已然是人类整个生命过程的最大胜利。毋庸置疑，是真正关于“人”的命题的认识和探索，才带来了所谓的轮回以及轮回以外的意义。 　　《索拉里斯》曾被誉为“苏联的《2001太空漫游》”，这标定了其在科幻电影史上的独特价值。影片在新奇性和陌生化的科幻元素的投射下，实际上通过关涉“人性”的几大主题的讨论和独具匠心的情节安排，最终形成一个特殊的“纺锤结构”，强有力地刺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中心主义”的神话。 　　把笔触延伸到其他的科幻影片可以发现，经典的片子都烛照着“人性的困境”，饱含“人类的情怀”：宇宙神话《星球大战》系列，在恢宏的宇宙文明中交织着残酷的星系战争和铁血政治，在浩瀚的想象时空中演绎着人事的消亡和内心的成长，投射出现实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