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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与算盘》谈日本对中国的第二期影响 　　在19世纪之前，日本一直受到中国的影响，但从19世纪末开始这一局面迅速发生逆转，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日本的影响。这种影响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清末到民国初期，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借鉴日本的强盛和通过日本这一桥梁学习西学;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集中表现在技术和经济层面，如在十几年中日本的电器成了中国人的最爱。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没有技术和经济方面强烈，但程度不同也在起着作用，我想以我翻译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为例来谈谈这方面的影响。 　　 走向“经济之路”与“伦理真空” 　　 当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展开了一场全新的试验。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相互配合的制度特别是法律规范，而且也需要一套新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基础。 　　 从贫穷革命的价值观转变为富裕光荣的价值观并不难，难的是大家如何走向富裕之路。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如何把经济、市场与伦理和道德结合起来。但我们遇到了严重的困境，这种困境之一是，误认为“经济”与伦理和道德是彼此不相干的，有人甚至提出了“经济学不讲道德”这种容易引起混乱的论题;另一个困境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伦理差不多变成了真空，因为以斗争为中心的革命道德不能用之于市场经济，传统的儒家道德又被认为是阻碍经济和利益发展的过时之物。结果，市场经济同伦理道德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和分裂。这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 　　 就像现代中国人广泛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时以遗憾和相见恨晚的心态追问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近代科学那样，当资本、富裕和市场经济成为新时期中国人新的理念的时候，中国人也以悔意同样开始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诞生资本主义，虽然有人一直坚持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实际上，20世纪初，韦伯已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题回答了这个问题（中译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当“经济”被看成是整个社会具有决定性的东西时，韦伯则从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伦理”这一侧面来揭示西方资本主义诞生的奥秘。韦伯的基本立论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精神同新教的惩忿禁欲、天职（职业）、勤奋、忠诚等伦理之间存在着相应关系，而其他文明如中国（见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印度（见韦伯的《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由于缺少这种伦理而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对“韦伯论式”中“儒教”与中国经济生活的关系，中国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质疑韦伯的看法，并从东亚受儒教影响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资本主义来论证儒教对资本主义和经济的发展起着类似于新教伦理的作用;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反应是，认为儒教与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广义的经济生活精神是相抵触的，并诘问作为儒教大本营的中国为什么在经济生活上严重滞后了。 　　 “士魂商才”与《论语》 　　 日本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中，曾经是日本精神传统之一的儒教也经历了以启蒙理性进行批判和创造性转化的两重立场，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代表了前者，实业家涩泽荣一则代表了后者。涩泽荣一原走的是仕途，已经升任到了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但他不顾朋友们的劝阻，果断辞别政界，投身于实业和商业之中。他回忆说：“明治六年（1873年），我辞去官职开始从事多年来所希望的实业，从此，就同《论语》有了特别的关系。这是由于我开始成为商人的时候，心里突然感到，从此之后，我必须以锱铢必较的方式来处世，在这情况下，应该抱一种什么态度呢？我想起了之前学过的《论语》。《论语》所讲的是修身待人的普通道理，是一种缺点最少的处世箴言。但能不能用在经商方面呢？我觉得，遵循《论语》的箴言进行商业活动，能够生财致富。” 　　 在涩泽看来，日本作为近代文明国家需要具有强大的物质和经济力量，为此就必须改变日本传统社会轻视商业的官本位价值观、改变“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的劣根性。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根据日本过去提出的“和魂汉才”，提出了“士魂商才”，探寻日本武士精神同商业才智的结合，认为孔子的《论语》是培养武士精神的根基，商业才智也必须以道德为根本。 　　 人们一般不会把《论语》与算盘相提并论，这两者看上去似乎风马牛不相极，但涩泽坚信，“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他认为，孔子决不轻视财富和利益，孔子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最能说明这一点。后儒视财富与正义不相容，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对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