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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的理性连接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这个主题在理论上其实无须论证。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片古老国度，上下五千年来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渗透在日常生活里，体现在言谈举止间。然而，与“独尊儒术”的年代相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必然要求当代中国人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努力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理性连接。之所以还要提出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在今天仍然需要讨论它，以及应该如何正确地讨论它？尤其是作为传统文化教育重要载体的语文教材，应该如何编排以发挥其作用？ 　　这就涉及传统文化教育在当代中国的经验和教训。传统文化曾经被当作“四旧”的代名词而加以批判，似乎只要讲到传统文化，就是迂腐、过时，就会立即联想到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基于此，援引西方文化中的典型观念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某种思想解放的标志，在现代文明中发现传统文化的不适用性成为某种思想进步的象征，从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了冷落。回头来看曾经的语文教科书，在所有课文中，古典文学作品所占比例很小，且以短小的写景、状物、抒发个人感情的诗词和故事性的文言文为主，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几乎无关。今天传统文化断裂的现实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重新倡导也应该直面这个现实，严肃反思这段历史。在此基础上研究今天的语文教材应该怎样编排、由谁编排以及编排准则等问题，才能更好地改进传统文化教育。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遍使用的语文教材的编排来看，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现代文与文言文按单元分开，小学和初中低年级教科书中现代文数量远远超过文言文数量，这一特点背后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即现代文与文言文根本对立、完全不同，其根源在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根本对立的思想。我们往往将这一思想指向五四时期，然而，对传统文化失落的讨论不必与现代文化的建立对立起来。认真检阅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思想，会发现五四并不是一个中华文化大断裂的时期，这已经在学界形成共识。当时知识分子批判的锋芒所向，主要在于儒学的独尊地位以及与自由民主思想格格不入的礼教，而这两点并不等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翻阅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文章，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传统”怀有一份崇敬之情，比如他们对待孔子的态度并不是彻底的批判，在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作中，都对孔子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也得到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肯定。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但并非全盘否定，他们还在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梳理中国小说史、采用清代朴学方法等，这些现象都表明，他们始终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从未离开。实际上，许多现代文化的大师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领袖角色的胡适说：“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这两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我的影响实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底‘非攻’的理论实在是篇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1]鲁迅从小受到系统的私塾教育，熟读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书籍，他认为自己“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2]。对于建设新文化，鲁迅始终认为应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3]。这种例子无法一一列举，总而言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起来，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秉持吸其精华、剔其糟粕的态度对待中华古老文明，并以此为基础努力建造现代文化。可见，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没有完全断裂，更不存在绝对对立。因此，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没有必要严格按单元来将现代文和文言文截然分开，现代文中表达的爱国主题、思想主题、歌颂英雄主题等，同样可以在文言文中找到，现代文的艺术技巧、构思方式、行文逻辑，也同样可以在文言文中找到。这样看来，完全可以在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中选取一些典型作为课文，让学生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感受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演变，使语文教科书变得更厚重，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另外，语文教材的编排应该立足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内化为学生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成为他们将来发挥创新能力、推动现代文化发展的力量源泉。从五四一代大师们的学习经历来看，传统文化是完全融入其生命的。这可以借鉴台湾的方式，那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属于现代文化发展之一支。在小学阶段，传统文化思想的培养和古文训练就已开始；在高中阶段，《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作为文科必修课程，其内容完全是“四书”。2010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又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根据这一纲要，高中课程中的文言文所占比重达到45%～65%，皆出自《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