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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三种关系 　　摘 要：深入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需要政府运用系统的思维建立一个三维关系的分析框架，从整体上思考政府与学校、教师、学生的关系，从而为制度安排提供思维工具。政府与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存在三种密切关系：政府与各普通高中的权责关系（政府与公办高中、民办高中、外资高中的权责）、政府监督调节下各普通高中之间的共存关系（竞争与合作）、政府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发展关系（教师发展诉求与学生发展诉求）。政府应依据自主与统筹相结合、兼顾均等与差异、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构架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一体两翼”：以完善政校关系制度为核心，以健全政教关系、政生关系制度为辅助。其实现路径是，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学校活力，构筑发展规则，促进师生发展。 　　关键词：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政府角色 　　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6）02-0081-06 　　一、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初步实践：N市的成效与问题 　　穆勒的《论自由》十分推崇洪堡的思想――“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 [1 ]。高中生的多样化个性发展是人类“丰富的多样性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和类型，它客观要求高中教育供给多样化，“个性差别有异、思想言论与行为方式参差多元的重要，无不暗示着教育的多元也有着同样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2 ]。当前多样化发展已成为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新取向，其核心在于强调学校内部适应学生多样、个性发展需求的差异，使每个学生都能在校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由此而带来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特色差异、类型差异。区域内普通高中类型的多样化主要是因不同学校适应学生的个性与自由选择而生成的，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外部设计。不管是生成还是设计，政府都承担着不可缺少的职责。 　　N市政府近年来以“方向引导、以点带面、分步发展”的方式，通过“三层六部”（高层以科学思想为统领；中层以课程改革为核心，以项目试点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辅助，以多元政策为补充；底层以评价激励为保障）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基本上形成了每校一套必修课，校校都有选修课的局面，正在推进“必修课程校本化和选修课程精品化”；学校类型初步形成，有学术型高中、学科特色高中、普职融通高中和国际教育高中四类；特色项目逐步开展，推行了“1234”项目（即10个拔尖创新后备人才早期培养基地，20个省内外有影响力的特色学校，30个特色学科基地，40个特色创新项目）。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首先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冲突，反映出教育观念的问题。虽然许多学校在试图特色化发展，但教育重点依然围绕高考强化应试教育，学生的个性需求与发展淹没在题海、升学竞争和学校排名里，素质教育表里不一。原因固然复杂，但政府难辞其咎。其次是多样化发展与同质化发展的冲突，反映出发展方式的问题。受应试教育影响，同质化现象依然比较严重，部分学校发展特色不够明显，或者只开展了特色项目，还没有形成适应学生个性差异的特色学校。政府虽提供了一些政策和资源，但责任缺位或过度干预导致事倍功半。最后是单独政策推动与系统政策推动之间的冲突，属于政策思维的问题。政府在学校类型、特色项目、师资发展等领域里出台了不少引导、支持政策，但是政策之间缺乏系统联动，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多样化发展的推进和效果。因此，要想深入有效地推进普通高中的多样化发展，政府不仅要继续转变教育观念，调整不合适的政策措施，更需要以系统的思维，从整体上思考政府与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中各相关利益主体――学校、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形成政策联动效应和可持续发展机制。 　　二、三种关系的实证分析：以N市为例 　　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中政府与学校、教师、学生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本研究从政府的视角出发，分析探讨存在于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直接与间接、主要与次要的关系，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的关系分析框架，从而为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中的政府角色提供思维工具和理论基础。我们认为，政府对社会的进步和自由发展承担着责任，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其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 [3 ]，同时也如穆勒所倡导的“为捍卫个人自由而划定群己权界，限制政府以及社会权利，给个性拓展留下自由的空间，为社会保持其生命活力” [2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有责任提供具有特色的、多样的、个性化的高中教育产品，运用受限的公权为高中生的人性多样丰富发展提供合适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应当以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中各相关利益主体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为着眼点。康德在其《宇宙发展史概论》中说：“性质各不相同的许多事物，能够如此自行互相制约，以致于会产生一个美好而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