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制度探究.docVIP

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制度探究 　　摘 要：根据吉登斯的“社会风险理论”，核心家庭受到潜在的多元化风险的威胁，更易陷入贫困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新维度、新理念的贫困测定模型应运而生。基于对贫困产生的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顶层制度设计、鼓励社会参与、形成良性帮扶机制、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等举措，从而强调救助目标的预防性、救助对象的家庭化。 　　关键词：支出型贫困；评估体系；救助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132-02 　　支出型贫困既是一种贫困测定的新标准，又是社会经济在发展到特定阶段和社会保障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因此，贫困测定维度的改变有利于改变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于贫困的根本认识，促进相关减贫政策措施的出台，以解决这一社会“夹心层”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贫困标准界定的变迁 　　（一）救助理念的转变 　　收入型社会救助模式是以家庭的收入为基准的，依据家庭收入的不同划分不同的最低保标准。也就是说，收入型社会救助制度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是以解决贫困群众的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出。而支出型社会救助模式是以家庭的支出为基准的，将家庭所必需的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纳入救助范围。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注重的是解决“经济贫困”为特征的物质匮乏，仅仅保证公民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生活需要；后者更加关注“人文贫困”，如能力、机会缺失等，不仅要解决公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还要关注其正常社会生活的能力[1]。 　　（二）贫困测量标准的变迁 　　在贫困识别方面，目前国际上判定标准有市场菜篮子法、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等。这些标准所得出的贫困线通常设定为满足最低生存消费所需花费的支出或得到的收入，区别不过是把贫困线定在什么水平上。虽然以收入作为计量手段和结果的贫困线标准具有简单、客观、稳定等优点，但最明显的弊端是，没有考虑到个体由于发生不可避免的大宗支出导致的贫困。社会救助由目前单一的收入型贫困向支出型贫困辐射，是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重大调整，表明政府甄别穷人的方式在发生改变[2]。 　　（三）社会救助制度架构的变迁 　　根据“功能贫困理论”、“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等从微观视角来探究个体或家庭贫困发生的缘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的贫困救助实质是一种“被动行为”，即贫困的出现才会致使救助；而支出型贫困救助则是一种“主动防御”，防患于未然。正是这种内在机理的差异，使得两种制度在架构方面大相径庭。 　　收入型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标准的，采用的是依据家庭收入的多少进行补贴即“缺多少，补多少”。而支出型社会救助制度是以家庭刚性支出为核算标准，采取的是根据家庭的支出状况进行补贴即“缺什么，补什么”。在制度架构上，传统贫困救助的理念是“差额补助”的形式计发；而支出型贫困救助则强调以满足家庭个性化需求为路径，构建多元化的“救助套餐”[3]。 　　二、支出型贫困产生的原因分析 　　学者杨志勇基于“鲍威尔非均衡增长模型的单位成本增长分析”和“公共支出宏观增长模型”从宏观角度分析出了支出型贫困家庭产生的社会原因。而本文是以微观视角为基础来探讨支出型贫困家庭。因此，笔者以微观视角为出发点、以家庭为单位，认为以下几点易导致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出现。 　　（一）因病致贫 　　随着“新农合”、“大病救助”等相关医疗保险的逐步全覆盖，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相较于过去有了质的飞跃，但受制于有限的医疗资源，加之报销条件、报销比例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因病致贫现象仍较为普遍。 　　（二）因残致贫 　　由于自身身体机能的缺失，加之家庭过度的怜悯，使得残疾人群体很少选择就业。此外，残疾人有时需要定期的康复护理，两相收支对冲，易使得家庭收入入不敷出，陷入贫困。 　　（三）制度变迁和体制改革效应拉动客观消费的增长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使社会制度和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要相应地改革制度和体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制度的变迁和体制的改革将会拉动医疗和教育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4]。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受到养老保险顶层设计历史遗留问题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在不同时期的养老金主体和权责关系大相径庭，也会导致社会成员在养老方面的支出存在较大差异。此外，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和教育受到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转变为个人自费的医疗和教育，之间带来的家庭支出负担，也有可能导致支出型贫困。 　　（四）社会救助体系覆盖面较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 　　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人类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而家庭作为一个微小的社会单位，其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正日渐势微。由于突发事件的潜在性和不可预知性，易导致家庭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