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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的效应评价 　　摘 要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对工资性收入、择业能力、创业行为及职业发展等影响效果的微观数据，分析了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并探讨职业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预期收益的契合度。结果表明，当前职业培训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效应主要表现为提高工资性收入，具有较高的投入回报率，对职业发展、择业就业能力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培训内容、形式和途径有待完善。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职业培训；效应评价 　　中图分类号 G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19-0058-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人口红利，尤其是来自乡村地区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推动了中国经济在出口驱动下的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11月，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2.69亿人，比上年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增长1.7%。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25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近年来，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民工荒”问题，劳动力工资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矛盾，将导致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面临消失。厉以宁提出了新人口红利的观点，认为一国在发展过程中将经历廉价劳动力红利、技工红利、高级技工红利和专业人才红利的新旧人口红利替代过程，技工时代的新人口红利将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增长源泉[1]。显然，提升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乡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产生新人口红利，迎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通过职业培训，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而提升自己的就业机会、职业选择、工资收入，融入城市[2]。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人力资本回报等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和经验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的贡献，按不同行业、职业和收入水平估算收益率。罗锋等对珠三角地区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培训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作用显著[3]，由于采用的是OLS估计，未解决效益评估中的选择偏差。孟宪生等利用配对估计考察就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发现培训的回报大约在22%左右[4]，但该研究未考虑年龄因素的差异和影响。数据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7%，各年龄段农民工接受培训比重均有提高①。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培训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和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本文基于微观数据，考虑平均处理效应，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样本分布，调查选择南昌市、东莞市、郑州市和重庆市4个城市，选择农民工就业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每个城市、每个行业各随机选择50名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800份。剔除其中有缺失值和违背逻辑等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735份。采用结构式问卷设计，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参加培训情况、就业状况、职业规划等主要内容。 　　（二）分析方法 　　职业培训通过提高劳动技能和个人素质而带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具体可表现在提高工资收入、获得职位发展、提高福利待遇、提升创业就业能力等。由于不可能得到同一个个体在相同时间内参与和不参与职业培训的两种结果，采用匹配估计方法解决选择偏差效应。 　　本文假设农民工在其受教育程度一定的情况下，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是通过培训获得的，探讨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分为18～24岁和25～34岁两个年龄段，即90后与80后）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即培训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根据 Rubin （1974）所提出“反事实框架”（counterfactual framework）的鲁宾因果模型（Rubin causal model），以虚拟变量Di={0，1}表示个体i是否参与职业培训，存在两种产出状态，即参加培训（Traini=1）与不参加培训（Traini=0）。 　　参与培训的决策不是一个随机的决定，是农民工“自选择”的结果，在培训决策非随机的情形下，引入识别性假设条件来解决或减缓自选择偏差。一种可行的识别策略是引入条件独立假设，参与职业培训与否由个体特征变量X决定。变量在决定是否参加培训时也决定了其产出效应，二者正相关。为了考察培训的处理效应，根据Rosenbaum和Rubin的定义，在一个“反事实框架”下，将不能观测到的结果定义为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