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相如抒情赋中的私人情感.docVIP

论司马相如抒情赋中的私人情感 　　摘 要：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x》标志着汉大赋发展到鼎盛阶段，所以前人对司马相如赋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子游猎赋上。本文关注的主要是除《子虚》《上林》之外的司马相如的抒情赋作，分析其讽谏之外的私人情感。 　　关键词：司马相如 抒情赋 失意文人 私人情感 　　西汉时期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天下稍安，物阜民丰。到了武帝时期达到鼎盛。汉赋作为汉朝最具代表性的文体，以其错综古今、包罗万象的特点反映了大一统王朝的强盛。武帝时期的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无疑是生在黄金时代的命运宠儿。司马相如是西汉有名的辞赋大家，他奠定了汉赋天子游猎的主要内容以及劝百讽一的主要形式，在整个汉赋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司马相如，历来关注的重点都是他铺张扬厉的天子游猎赋，比如《上林赋》《子虚赋》，后来的辞赋家如扬雄，模仿的也主要是司马相如这类润色鸿业的鸿篇巨制，这是由他文学侍从的身份所决定的。侯柯芳先生在《司马相如其人其文》一文中指出“润色鸿业，歌功颂德，劝百讽一，虚构夸饰以谀帝，堆砌藻饰以逞才，皆文学侍从之行也。” 但是司马相如的赋作并不是只有天子游猎的大赋一种文风，他也并不是只有文学侍从一种身份和心态，正如侯柯芳先生所说，司马相如的著作“亦可分为帮闲驰辞、写实抒情、论证如理者三类”。并且在现存的司马相如赋作中，抒情赋占有较大的比例。《汉志》记载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但现在仅存《子虚》《上林》《哀秦二世》《大人》《长门》《美人》六赋。其余的只有《魏都赋》张载注引《梨赋》一句，《北堂书钞》引《鱼?{赋》有题无文，剩下的二十一赋无从考证。在这现存的六篇赋文中有四篇都是抒情赋。前人大都认为《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和《大人赋》均有讽刺意味，主文而谲谏。孰不知者几篇赋文在讽谏之外也有个体内心情感的表达，赋家之心包括宇宙，但也是在特定的主体心境下形成的。盛世之下的司马相如所有的未必仅是润色鸿业之心。所以，本文关注的主要是盛世中的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在气势浩荡的天子游猎赋之外所作的抒情赋到底抒发了何种情感。 　　我们所看到的司马相如形象都是生活在《子虚赋》《上林赋》那种民丰物阜、国力强盛的盛世中的得意文臣，但是，司马相如的仕途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为他写就抒情赋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感情基础。 　　关于司马相如的抒情赋在讽谏之外到底抒发了什么情感，这就要联系他一生的仕途经历。首先，从宏观的角度看，汉代赋家的地位也许并没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那么高，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春风得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被汉武帝征召，但据万光治在《汉赋通论》中考证，汉代并没有明确的以赋取士的制度，除了考课经术和举荐入仕外，汉人还以身份或财产作为选士的标准。景帝后二年五月颁布《重廉士诏》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赀又不得官，无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司马相如在景帝时也是“以赀为郎”的，可见其家小有资产，并非以辞赋作为进身之阶。其次，从司马相如自身的经历来看，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以赀为郎，在孝景帝身边做自己并不喜欢的武骑常侍，由于景帝不好辞赋，遂客游梁王。后因《子虚赋》被武帝征召为郎，其间是有过一段春风得意的日子，后又因人言相如出使时受金而失官。相如晚年为孝文园令，久居茂陵，不得重用，可谓郁郁不得志。所以纵观其一生，司马相如并不是一直仕途顺利的。由于汉代集权社会对知识分子规范严格，也因为汉代《诗》的经学化，所以汉代抒情文学并不发达。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删诗，就提出了诗歌兴观群怨的教化和美刺作用，就是强调诗歌在抒情之外还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到了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上也实现了大一统，至此确立了儒术的官学地位。汉儒解诗，就出现了经学化和教条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把孔子提出的诗歌教化功能作为排斥诗歌本身的抒情功能和片面强调诗歌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依据。对于诗的曲解附会，是汉儒过分迷信文学对政治的干预功能而导致的，同时也导致了汉代诗歌创作的萎靡。锺嵘《诗品序》称：“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也就是说时人也意识到了汉代诗歌创作萧条的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汉代文人对儒家经典迷信的同时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所以就忽略了文学本身的抒情作用，从而贬低了诗这一抒情文学体裁。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提到：“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优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属是也，于俳偕倡乐多用之。”四言以外的诗都是乐府倡乐所用，注重政治教化的汉儒自然不屑一顾，他们热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