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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特征领略《祝福》的魅力 　　自鲁迅先生小说《祝福》入选语文教材以来，大部分教师在解读时往往以祥林嫂为中心，重点解读祥林嫂的人物形象，注重对祥林嫂三次外貌描写的比较，探析祥林嫂的死因等等。这样一来，祥林嫂的故事成了小说的中心，但笔者认为以祥林嫂的分析来代替《祝福》的解读是不全面的。 　　殊不知，《祝福》这部小说是以“我”为叙述者，将“我的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双线组合在一起的叙事结构，才是这部小说叙述与结构的关键所在，并因此实现了小说形式与主题的高度统一。 　　解读《祝福》文本，我们只有注意到两个故事的关联结构特征，才能全面掌握小说的深刻主题。 　　一般人解读《祝福》时，仅仅把“我”当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好像“祥林嫂的故事”是由我来告诉读者的，其实不然，“我的故事”是小说的暗线，从开始到结束，我始终是“祥林嫂故事”的见证人。小说起于祝福，终于祝福，中间又一再写到祝福，全篇围绕祝福这一情节叙述人物变化，可以说祝福是全文的中心事件。祥林嫂初到鲁镇，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祝福时，表现了她的能干和勤劳。再到鲁镇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看做败坏风俗，祭祀时已不用她沾手，“祥林嫂，你放着吧”的呵斥，剥夺了她祭祀的权利，使她精神上受到深深的伤害，这些都是我亲见亲闻的。我回到故乡鲁镇时对祝福景象的描写，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为后面叙述祥林嫂的悲剧做了铺垫。小说最后对祝福景象的描写是将祥林嫂死时的凄惨与众人祝福时的幸福景象进行对比。在四次祝福景象描写中，祥林嫂初到鲁镇时的祝福仅仅一笔带过，重点描写了后三次祝福的情景，其中开始和结束时的祝福景象，“我”都是见证人，中间一次即使不是见证人也是亲闻的。从小说描写的中心事件来看，“我”应当是小说的主体，样林嫂是通过“我”的叙述来展现的。 　　小说一开始，叙述“我”回到故乡。“我”在故乡一共待了四天，第一天回到故乡;第二天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并在河边遇见了祥林嫂并回答她的问题;第三天也同样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傍晚听到祥林嫂死亡的消息;第四天启程回城。我在第二天、第三天出去看朋友，“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这些记叙是为了引出小说中的主人公祥林嫂并与其作对比的。“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了”短短五年之间，头发全白，脸瘦削不堪，成了一个行尸走肉，变得完全麻木了。作品将这样一个形象通过“我”的介绍展现在读者面前，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读者就会暗自思考，什么样的经历让祥林嫂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年龄和形象极不相称，这有助于激发读者读下去的强烈愿望。 　　祥林嫂麻木的神态在向我问问题时眼睛忽然发光了，可以说，“我”这个时候就像祥林嫂的救星，是她的希望所在。可想而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又不向命运屈服，徒劳的反抗命运的祥林嫂，将自己的美好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俨然成了祥林嫂的救世主。但我经过思索，用“也许有罢”、“也未必”、“说不清”等词语，打发了祥林嫂，其实我本意是想帮助祥林嫂，但看到自己的回答给祥林嫂带来精神上的恐惧，就用“说不清”搪塞敷衍。本出于好意，却给祥林嫂带来了更大的伤害，祥林嫂问问题时表现“希望――恐惧――希望”的神态让我无法忘怀，“我”的回答加速了祥林嫂的死亡。这一段描写是“我的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的重叠，之后又交代了“我”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出门人，见识得多，是祥林嫂信任的人，是能帮助她解决疑难的人。表现了“我”对祥林嫂的死有深深的自我责备之意。“我”是一个有民主思想，看不惯凄惨故事的人，因此，小说的叙述视角选择“我”来叙述祥林嫂的故事会让读者感到人物事件的真实可信。 　　祥林嫂的故事在我的故事里面，通过我的亲见亲闻传达给读者，叙述的语言又是鲁迅冷峻式的叙述。故事叙述了祥林嫂初到鲁镇，再到鲁镇两个故事和与我见面中“我的故事”重叠在一起。小说运用的对比手法，将人物前后的形象、遭遇、精神进行对比，从而揭示小说主题。初到鲁镇的祥林嫂“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是红的。”虽然刚刚死了丈夫，但年轻、干练、有朝气的形象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一个模样还周正的人，又是一个勤劳的人，有理由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三个月后，她被婆家抢回，被嫁给深山贺家的贺老六，生下儿子阿毛，平静的叙事语言预示着她可能要过上美好的生活，但事不随愿，不久，丈夫得伤寒而亡，阿毛又让狼衔去。无奈，她再次回到鲁镇，“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带着些泪痕，眼光也没先前精神了。”与四年前离开时相比，一样的穿着，一样的打扮，只能说明她生活贫穷，没有添置一件新衣服。然而不一样的神态，只是说明她比以前遭受了更大的痛苦，一样的头饰，说明她又为丈夫守孝，已然被大家看作一个不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