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还要试探多久？.docVIP

“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还要试探多久？ 　　7月13日，就奥巴马总统高级顾问贾瑞特在纽约参加达赖80岁“庆生”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了强烈不满。这次摩擦距离“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发布《成果说明》还不到20天，给今年的中美关系在南海、亚投行、网络黑客、人权等之外再添了新堵。 　　偏偏美国选战又鸣锣开场，希拉里、菲奥莉娜等两党竞选人纷纷拿中国来吐槽，不少人担心中美关系是否又要不稳定了。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前亚太事务顾问季浩丰（Frank Jannuzi）甚至宣称：“过去35年间，五届政府关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共识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瓦解，以至于我们对美中政策的根本基础失去了信心。” 　　笔者认为，在“亚太再平衡”的基本方向不可能发生变更的前提下，中美双边关系已经演化为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双方都不大可能轻率地转向激进的对抗路线。预计习近平9月的美国之行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气氛，到2016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前，两国关系将再度进入一个试探期。 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 　　自2012年中国领导层换届以来，美中在经贸、反恐、防止核扩散等议题上大体保持一致，但在亚太地理政治布局和地区安全（尤其是海洋安全）方面始终存在较大分歧，且无法为经济利好所消解。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提出中美关系的“竞合模式”，也曾因年初的“中国崩溃论”而身陷舆论风口。6月初，他在香港美国商会就两国关系发表演讲时直率地指出：“200年来，美国一直天真地希望影响中国的进步……美国有一股如传教士般的冲动，希望以自己的形象为模板改变中国，但每次都以失败收场……依我之见，问题要归咎于美国本身和其不切实际的期望，而非中国。” 　　沈氏所批评的“传教士般的冲动”并非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它起源于19世纪中美发生接触之初，并在1950年代“为什么失去中国”的大辩论中有过集中凸显。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中将此归因于华府政策分析中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倾向，即假设国际政治的终极形态是去政治化的纯粹行政流程：各国皆乐于顺从抽象的“人类共同利益”，皆倾向于遵守共同的行为规则，并同意在联合国或其他集体机构之内，以成文或不成文的国际法为凭据，进行投票表决。而“去政治化”的前提，则是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对美国“门户开放”―经济开放意味着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海洋经济体系，政治开放则是美式民主对外传播的同义词。当其他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与美国实现了同质化（Homogenization）之后，权势政治当然再无必要了。 　　从1940年代到当下，普世主义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化中时有浮现，如利用台湾问题牵制北京的对外战略，力图介入中国的政治进程，以及当下试图引导中国在安全领域全盘“接受现状”。 　　 　　与普世主义相对的是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即以对具体的、有限的国际利益的关注，取代“全球一致”的形式。1946年，乔治?凯南以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吹响了反攻的号角，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以苏联为代表的美国的假想敌，或许根本不关心华府眼中的“共同利益”，它们对权势的渴望足以颠覆一切大而无当的理想，并使基于法条的国际议程变得不可能。有鉴于此，美国需要节制其力量，不是一厢情愿地向全世界扩散美国体制，而是要维持外部世界中权势分布的平衡，使其他国家无法通过渐进的权势积累来威胁美国的领导者地位。换言之，它重新祭起了昔日盛行于欧洲的均势机理。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中，特殊主义最醒目的一次上升，在于它指引了1970年代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基辛格和尼克松确信此举将触发欧亚大陆内部的均势机制，从而对苏联的行动空间造成限制，事实也的确如此。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华府同样试图以强化美日、美澳、美韩等双边同盟关系以及和东盟国家的全方位经济安全合作，以限制中国发展出与解放军陆军同样强大的海上力量，防止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受冲击。 美国的“权势傲慢” 　　后冷战时代，“普世”与“特殊”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是有了融合与杂糅。这当中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华府对外政策缔造流程的分化：苏联解体之后，国会插手对外政策的倾向出现了显著上升，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试图以中国问题为切口，争取更多的经济实力和选票。 　　在“对外政策内部化”的影响下，普世主义的某些假设变成了对外战略中的原教旨主义。当国会将以往适用于国内的政治和道德透镜投射到外部时，自然会再度生出传教士式的“门户开放”热望。 　　从18世纪的“美国例外论”、19世纪的“昭昭天命”到20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联合论”，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历程，与它对自身政治传统乃至生活方式的排他性张扬有内在关联。而和“美国模板”不甚合拍的中国式崛起，自然成为了其怀疑和忌惮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