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为什么那样红.docVIP

高粱为什么那样红 　　作为年终大戏，60集电视剧版《红高粱》赚足眼球，被拿来与1987年的电影《红高粱》相比较，也毫不意外。但时隔二十八载，就算是张艺谋自己，恐怕也种不出那一年的红高粱了。 　　高粱“红”了 　　1986年，小说《红高粱》发表在《人民文学》上，1987年据此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国内上映，1988年拿下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小说作者莫言回忆：“电影上映后，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确实了不得。我的小说能碰上张艺谋，很幸运。”这是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个大奖，莫言和他的作品也在此之后得以向世界呈现。 　　人们习惯将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一批电影人称作中国电影的“第五代”，他们引领着刚刚从“文革”语境下走出的观众群。在《红高粱》之前，“第五代”代表影片《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带着反思历史的大情怀初露锋芒，而象征着人性与自由的《红高粱》一经出世，就占据了这一代电影先锋性和探索性的制高点。小说创造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九儿两个洒脱肆意的角色，酣畅淋漓的颠轿仪式、神秘的十八里坡、漫天遍野的红和高粱地里虔诚的野合，让当时的观众惊诧于他们的个性与自由。电影中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铺出一个圆，跪在身穿红色嫁衣的九儿面前，激动而羞涩，看者也不免脸红心跳；电视版余占鳌表达起感情简单粗暴，一句“我要睡你”煞是直白。发生这一系列故事的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在张艺谋看来，就是“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的轰轰烈烈，这里的故事拍出来，也应该痛快淋漓。 　　改编之后的电影原名叫《九九青杀口》，编剧是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建雨、《红高粱》责任编辑朱伟（现《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和莫言三个人，莫言最终拿到了800元版权费和1200元改编费。到了2014年，电视剧《红高粱》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付的改编版权费是一千万。 　　拍摄之初，张艺谋就认定了“艺术不是模仿，而是创造”的理念。“颠轿”和“祭酒神”这两场戏，确实是山东的习俗，但是怎么颠，怎么造酒，谁也没见过。莫言对张艺谋说：“你就按自己想象拍吧，只要让人觉得那是造酒，不是造酱油就行。” 　　张艺谋拍《红高粱》，正是在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当口，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有说影片表现过于大胆，拍摄露骨；也有说“讨好洋人卖祖宗”；就连一首《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都被指责“教坏小孩子”。1986年，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到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市场萎缩；1987年，全国近40%的电影发行企业亏损，北影、西影、峨影和上影先后因负债累累生产难以再续，“第五代”电影的资金来源越收越紧；1989年以后，对电影的审查，特别是对具有鲜明艺术倾向和独特风格的导演或影片，标准更加严厉，第五代电影文化中的先锋性、前卫性、实验性因素被降低到了最低点。20世纪90年代后，大多数电影失去了国家拨款的待遇，电影企业改革也被明确定位为要与市场经济体制接轨。中国电影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五代电影人刚刚燃起的创作热情在现实压力面前渐渐模糊，转而投向迎合趣味和关注消费的方向。在电影中，大规模情绪的释放和人性的纾解，也就仅仅存在了那么几年而已，作为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大环境的变革和个人的渴望，让《红高粱》生而逢时，并无法复制。 　　想拍戏，先种地 　　朱伟后来回忆，他和张艺谋在自己当时2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讨论高粱的诗意表达。张艺谋说：“一定要有大片大片漫山遍野的高粱……日本兵拉着轱辘把高粱碾倒了，被太阳映红了，然后响起那首歌：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莫言书里的高粱地是庄稼汉自己种的，可张艺谋要拍的是“不知道怎么疯长出来的野高粱”。“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大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张艺谋到高密、东北、内蒙古找外景一无所获，于是还是决定在高密拍。没有现成的地，就自己种！ 　　张艺谋曾说，自己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考上电影学院，一次是拍《红高粱》，而改变命运的这部电影，全靠吴天明。张艺谋和吴天明都属兔，吴天明大他整一轮。吴天明就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后，掀起中国电影“新思维运动”，大力提拔了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顾长卫等人。1985年，两人在北京第五次影代会上结识，吴天明拍《老井》，提拔张艺谋做摄影师，后来又选他做了男主角，不仅给了他当时国内男演员最高片酬500元，还将他送上了金鸡、百花最佳男主角的领奖台。后来为了解决张艺谋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吴天明把肖华调到了西影厂图书馆，分了一套房子给他们。如此恩情，张艺谋说，他愿为吴“肝脑涂地”。这一次，虽然力排众议举荐张艺谋做《红高粱》导演，但一次也没有去过片场的吴天明说：“既然让人家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