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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创作中的那些中国文化 　　摘要：日本近代大文豪夏目漱石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都表现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这与他自身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文艺观念还是创作实践中，都无意识地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点点滴滴。《后来的事》作为夏目漱石中期的代表，在创作风格日趋成熟的夏目漱石笔下也间或出现一些中国文化、文学元素，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表现出夏目漱石深厚的汉学功底。本文力图将小说与夏目漱石的汉学渊源相联系，用比较文学的视角去解读不一样的《后来的事》。 　　关键词：夏目漱石，《后来的事》，汉学，影响 　　《后来的事》被认为是夏目漱石中期的代表作，它不像作家早期的作品《我是猫》那样，虽富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往往陷入脱离人物性格而空发议论；也不像后期的作品充满了对人们追求私欲心理的剖析和对人生的悲观看法。《后来的事》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创作上，作家也灵活地将高超的汉学造诣运用到文章的写作中，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也大大凸显了夏目漱石的创作倾向和思想。 　　一 　　夏目漱石对汉学的兴趣就在小学阶段开始。随后，夏目漱石进入由汉学家三岛中洲创办的私塾性质的旧式学校二松学舍。学校的课程以汉学为主，如《文字蒙求》、《文章规范》、《唐诗选》、《唐宋八家文》、《论语》、《孟子》等科目。自幼对汉学深感兴趣的夏目漱石在进入二松学舍之后，全面系统地学习到了许多古典汉文知识。1890年7月，夏目漱石高中毕业后到风光宜人的箱根旅游，在旅行途中写下了不少的汉诗。夏目漱石在深厚的汉学积淀基础上，生动地运用汉文有声有色地状物绘景。夏目漱石与汉学的渊源由来已久，在他青少年时代就打上了深刻的汉学烙印，无疑是给他后来的创作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我们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汉学的印记。 　　二 　　《后来的事》是夏目漱石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的分界线。这篇小说中东西方的意象出现频繁，作者娴熟地将风格迥异的内容糅杂在一起。其原因不仅是作者留学欧洲的经历使然，也是作者深藏于内心不可磨灭的汉学造诣如影随形地伴随作者创作的印证。夏目漱石或引用，或转化，或涉及，将中国古典文化元素加入到这片小说的创作中，更加深入地揭示“自然”与“意志”的矛盾，尖锐批评了日本社会近代化的种种弊端。例如： 　　??（おやぢ）の?（あたま）の上（うへ）に、?者天之道也と云ふ?が?々と?けてある。先代の旧藩主に?いて?つたとか云つて、??（おやぢ）は尤も珍重してゐる。代助は此?が甚だ嫌である。第一字が嫌だ。其上文句が?に?はない。?は天の道なりの後（あと）へ、人の道にあらずと附け加へたい?な心持がする。 　　译文：父亲的头顶上方挂着一块写有“诚者天之道也”的夺人眼目的匾。父亲说过这是请上一代的旧藩主写的，所以爱如珍宝。代助是非常讨厌这块匾的，首先那字写得就叫人不喜欢，此外，这句子也叫人没什么好感。代助简直想在这“诚者天之道也”的后面加上“非人道也”。① 　　“诚者天之道也”出自《中庸》第二十章，“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说“诚”是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作者在这里引用这一句是想要表达代助对他父亲所信奉的“诚”的那一套封建伦理道德的反感。父亲信奉的“诚实”和“热情”与代助心中的“真诚”并不是一回事，所以他们之间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也预示了文章结尾的走向。父亲用他们那个时代的伦理标准去强求代助的婚姻，其实就是封建伦理道德对新兴个人主义压迫。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揭示“自然”与“意志”之间的矛盾，批判世俗伦理道德的虚伪性。虚伪与诚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得这种批判更加有力、显著。又如： 　　「御父（おとう）さんは??だの、王?明だのといふ、金（きん）の延金（のべがね）を?（の）んで入らつしやるから、左?（さう）いふ事を仰しやるんでせう」 　　译文：“父亲可能是拾了《论语》、王阳明之类的‘牙金’，所以才有了这一番讲法吧。” 　　《论语》是在公元5世纪传至日本的，对日本的思想界影响非常大。《论语》所代表的儒家精神在日本也和一衣带水的中国一样地重要，在社会各界中的影响很大。在1000多年的历史里，日本人通过学习《论语》，通过儒家思想规范他们的道德情操。 　　王阳明，中国明朝的儒者，名守仁，字伯安。他反对朱子学说，提倡知行合一说等实践道德，是阳明学派的鼻祖，所著的《传习录》在日本影响很大。虽然“在《漱石山房书目录》中没有有关王阳明著作的记载，夏目漱石对陆王心学的直接论述也很少”②，但精通汉学的夏目漱石对陆王心学并不陌生。在1889年6月，夏目漱石就写过一篇汉文，名为《居移气说》，其中就有写道：“阳明有言：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这里是说父亲强调做事情要有“诚实”和“热情”，将万事都归结到二者上去的做法使得代助异常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