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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例艾滋病人当爹 　　感染 人生没有如果 　　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阿华，家境殷实。中专毕业后，他成为一名车辆技术工人，后来阿华转到一间中外合资的酒店做礼宾员。在这里做了快1年时，在美国洛杉矶开洗衣店的舅舅希望他去美国帮忙照看生意，加之母亲也劝他趁年轻去美国见见世面，他最终决定在母亲的资助下，从泰国通过特殊途径去美国。 　　但是人生没有如果。1992年，阿华前往洛杉矶，遭遇当地大暴动，他被原机遣返回出发地。回到那里后，他和团友依旧在等待新的机会。据阿华讲述，一次误会让他和团友发生摩擦，被打得头破血流。包裹好伤口，他很快飞回广州。1993年7月，在机场进行的血液检测中，他被测出HIV病毒呈阳性。 　　即便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广州依然鲜有人知道艾滋病。阿华以为这可能只是性病的一种。当他还在懵懂之时，这个检测结果已经被迅速地层层上报到广州卫生系统和疾控中心。 　　第2天，广州市卫生局和防疫站的官员找到了阿华的家。他们带着护士和针具给他进行第2次的检查，以确认检查结果的准确性。有限的科普宣教后，他和父亲都知道了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当时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恐惧首先来自于他人的反应。那位跟着医生来家里帮他抽血做检测的护士，因为不小心被蚊子咬了，当场吓到。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阿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遍遍在脑海里回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想来想去，只有在国外打架去医院后，有过血液的接触。”此时，他内心只有巨大的恐惧和无措。 　　10天以后，阿华的第2次检测结果经过北京确认：他确诊为中国户籍人口中首例HIV感染者。 　　活着 不惜一切代价 　　从那时起，时任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唐小平、主诊医生蔡卫平和广州市卫生防疫站防治科主任陈小平，和他们这位特殊的病人结成了20年的医疗共同体。 　　由于缺乏药物，陈小平首创的疟疾疗法，开始在阿华身上应用。阿华签订了免责状，那个时候，阿华只希望能够抓住任何可能活下去的希望。间歇性的发烧，免疫刺激，让他的免疫系统开始得到锻炼，CD4细胞达到了每立方毫米血液中900多个的水平，界于正常水平的中值。 　　最初的疟疾疗法延缓了阿华的发病，在尚无针对性治疗药物的阶段，为之后的治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给了他最初的一点信心，同时也让他和医生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 　　经过一轮疟疾疗法的使用后，阿华的身体体征已经和正常人无太大不同，艾滋病毒在体内似乎暂时消失，或者正在进入一个平静的潜伏期。 　　上世纪90年代初，公众对艾滋病几无了解，这个疾病的名字在90年代中期突然出现，带给公众的是巨大恐惧。 　　1993年之后的5、6年“窗口期”内，病毒似乎远离了这个年轻人，他也一度认为或许自己可以这样一直幸运下去。 　　上世纪90年代末，他开始发病，成为真正的艾滋病患者。这年9月开始，阿华开始出现呼吸困难。两个月后，阿华因为艾滋病前期的“卡氏肺囊肿虫”住进医院。此后的半年，他的情况时好时坏，在医院断续治疗。活到新千年，也成为他自己设立的第一个生死界标。 　　2000年初，他的CD4细胞降到个位数，整个机体完全开放，不对任何病原设防，体重急剧下降。 　　就在阿华和家人几乎都要放弃的时候，延迟的药物引进机制，终于让国内有了抗病毒综合疗法。他开始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为了抓住活下去的希望，他自费购买药物。 　　在全家人的支撑下，他坚持了一年的鸡尾酒疗法。吃了几个月的药后，又做了疟疾疗法。此后防疫站又有了一年免费药的机会，“我又去做了白老鼠”。因为长时期卧床带来肌肉萎缩，“大腿变得和手臂一样细”。为了给他减轻痛苦，当时家人专门去学习泰式按摩。 　　经过千禧年的“鬼门关”后，随后几年里，他的病情脱离危重状态，他找了一份每个月500元的工作。一旦身体出现问题，就回到医院进行治疗。 　　结婚 找个伴一起走下去 　　2003年下半年，国家对艾滋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可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免费的国产药物。阿华将这些都视作“冥冥之中的力量”。那时候，他又给自己新设立一个生存目标：“希望可以看到奥运会开幕”。 　　2004年，他对一线药产生耐药性，CD4细胞有300多；后转为二线药，3年后出现耐药，遵照医嘱，他开始使用三线药，即二线药加上每天一次的T20腹部打针。 　　同一时间，阿华对面的病房住进了一个26岁的新病人。在粤东一家医院的检查中被测出HIV阳性后，家人把她送到了医院，但是并没有告诉她已经感染艾滋病毒。 　　这个姑娘叫玉文，住进来的两个星期里，她只是不停地哭闹，不配合任何检查。 　　在一次医生查房的时候，她抓住医生问病情，医生说是HIV阳性。和每个感染者听到检测结果后的反应一样，玉文反复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只能将感染的可能性归咎于少年时因手术而进行的一次输血。 　　之后，每次回到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