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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文体特征与主题表现 　　关于《岳阳楼记》，欧阳黛娜的教学实录和孙绍振的解读文章，都强调了“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和“或异二者之为”等句中“异”字对理解全文的关键作用。他们的分析颇有见地，不过，在谈及这篇文章的文体特点时，却也都留有一些缺憾。欧阳代娜在课上针对学生问及“记”这一文体时，是这样回答的： 　　记，本是一种比较自由活泼的古代散文体裁，可以记事，亦可以议论。熔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本文记叙的篇幅虽然不少，但这只是一种铺垫，为了烘托中心思想而写。它的主体部分在第四部分之中，是用抒情议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1] 　　其所谓的第四部分，就是作者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命题的部分。孙绍振在他的解读文章中，则把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归结为“情理交融”： 　　实际上先天下之忧，是永恒的忧，后天下之乐，绝对地不乐。这不像是全是哲理的全面性，而是抒情特有的绝对化。不过这种情，也就是志，是哲理，也就是道，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这种志道互渗，和通常所说的情景交融不同，而是情理交融。也正是因为这样，所谓文以载道，实际上，这个道，并不纯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渗透着范仲淹对情感理想的追求，是道与志的 　　高度统一。[2] 　　抒情议论，是就表达方式而论的；情理交融，是就表达对象而论的。两者观点从不同侧面互为呼应，有着相通的分析思路，而这种相通性，正显示了他们分析文体时共有的一种缺憾，那就是把前文的“记”和后文的抒情议论部分，人为地割裂了。 　　无论是欧阳代娜还是孙绍振，他们在引述原文第四部分分析时，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文本事实，就是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既不是作者的直接抒情，也不是作者的直接议论。如同前面部分的记叙是假托了迁客骚人登上岳阳楼面对不同景物和念及个人遭遇而发生的或悲或喜，接下来，当作者提出“或异二者之为”时，也不是在直接说自己，而是以古代的仁人志士为描写对象。按照作者文中所言，他是在探究另一种人的心理状态，即所谓的“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尽管我们不妨说，迁客骚人的悲喜交加，有范仲淹自身的现实影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有作者隐含的理想诉求，特别是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更是把他对理想的追求直接表达了出来，但在行诸文字的主体部分，作者却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隐含的边缘位置，是以对他人览物之情的记录，显示了“记”的一以贯之的表达方式。即使第四部分的主体部分有抒情和议论，但这种抒情和议论，是作者在“记”的前提下对他人思想情感的一种转述和想象，因为这种转述和想象被更具主导性的层面“记”所统摄，所以这部分真正能够与作者自身的“记”的层面并列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议论），其实只有一句话，即“微斯人，吾谁与归”。由此带来了两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异”的意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 　　第一，为何在所谓的主体部分，写景和抒情改变成议论和抒情。如果确如我所言，这里仍有“记”在贯穿的话，其内在的变异又是怎样的？ 　　第二，为何作者把自身的立场放在了一个边缘位置，无论是写景抒情还是议论抒情，都是以对他人的心态言语记录而呈现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 　　文章主要部分所写的“以物喜”“以己悲”，都为这些抒情主人公假设了一个在特定时空的行为，即“登斯楼也”。发生在这一特定时空的行为，是跟一己的荣辱得失联系起来的，哪怕面对美景而有宠辱偕忘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是立足于当下的，是有一种生动的现场感的。这种生动的现场感，通过精致的对偶性语言，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然而恰恰是这种生动性的表达，遭到了一些强调文以载道的古文家的讥笑，《后村诗话》就有围绕着《岳阳楼记》的一段传闻： 　　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 　　对此，虽然目录学家陈振孙为之辩护曰： 　　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戏笑之谈耳。[3] 　　但其在辩护词中，把“理胜”作为超越时空的一个永恒的特点标举出来，似乎也暗示了我们，《岳阳楼记》的文章立意，在很大程度恰恰在于对具体时空的一种超越。虽然从表达方式看，写景抒情的变异是因为主体从迁客骚人变而为古仁人，但在“记”的总体框架中，时空从当下的“斯楼”拓展开来，即通过引入古人的跨时段性以及庙堂和江湖两个隐喻性地点，使具体的时空被提炼到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层面。古人胸怀的理想性以及江湖和庙堂的隐喻性意义，使文笔很难再落实到具体的一己之身和一地之景，于是水到渠成引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天下”的集合性概念。在天下之外再设定其先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把个人的胸襟也拓展至无限大了。据此，我们可以说，表达方式的变异，跟人的外在空间与心灵世界的无限拓展有必然联系，跟把描写对象从具体层面提升至抽象的一个集合性概念有必然联系。在这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