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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审美的现代性思考 　　[摘 要] 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阿城试图从社会批判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建立起文化思考与批判的维度。他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从历史到人生，还是从内在体验到表现形式，都表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尤其是在个体层面，阿城“寻根派”小说文本注重文化审美的现代性思考，其具体表现主要是超越政治阶级层面的“文化寻根”、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寻根”，以及感性力量与非理性因素的挖掘。 　　[关键词] 阿城；寻根；文化；审美；现代性 　　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阿城试图把眼光从现实移开，有意识地触及超越层面的话题，并从单一的社会批判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建立起文化思考与批判的维度。他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从历史到人生，还是从内在体验到表现形式，都表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尤其是在个体层面，阿城“寻根派”小说文本注重文化审美的现代性思考，跨越外在的社会制度形式而深入到现代个体的内在精神气质之中，不仅从理性，更从感性和非理性上探寻现代个体的存在状态与真实人性，并由此升华出对民族、生命、人的深刻思考。 　　一、超越政治阶级层面的“文化寻根” 　　回顾近代百年中国，我们一直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发展问题，很多作家带着强烈的历史焦虑，迫切地参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讨论，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表现了作家们的功利启蒙心态。但相对于作家们的强烈革新愿望，其理论思维却是陈旧的，仍然用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念来观察社会，对问题的看法表现出模式化与概念化的性质。就此可以说它们在深层内质上是“文革文学”的延续，缺乏文学本体的独立自足意识。 　　阿城则选择了另一种切入视角――文化的角度。对此，他曾经提出：“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制约着人类”；“社会学当然是小说应该观照的层面，但社会学不能涵盖文化，相反文化却能涵盖社会学以及其它。”[1]文化这一“绝大的命题”，在阿城的小说创作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表现文化”，是他创作的自觉追求。因此，阿城的小说超越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将思考的视角直接指向了文化层面和人的存在价值，从而使其创作带上浓厚的文学审美现代性。 　　在《棋王》中，王一生的形象，可以说是传统民族文化的精神造型。阿城在王一生这个形象中，凝聚和概括了民族精神最深层的现实关系。王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顿顿饱就是福”。他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却是为了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下棋作为一种技艺，很难说能为人类创造什么，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却能帮助人们认识自己，激发起创造的自觉性。所以，王一生对棋艺的追求，正是人类无限的精神追求的一部分，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人的聪明智慧可以达到如何的高度。这种不合作不随俗、高举慕远的形象，恰好与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景仰所尊崇的人格理想相契合。《树王》中的肖疙瘩当过人民解放军的侦察班长，立过战功，却被安排到偏远林场，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当作隐藏的坏蛋揪出来，但他却有一股坚定不移的民族忧患精神。他坐在巨大的树根上，以生命阻止李立们砍树，坚持要留一棵树，来“证明老天爷干过的事”[2]。“老天爷”在这里既代表造化万物的自然力，又代表野蛮的破坏力，既是上帝，又是历史。留下一颗树“证明”的执着，给肖疙瘩的精神赋予了广阔的历史内涵和深层的文化意义。《孩子王》中的王七桶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哑巴，但他依然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有着朴素的理想。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并且坚信儿子有一种不同于自己的新生活，希望儿子有知识。“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3]在朦胧中能够将知识和力量联系起来，使他超越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庸俗观念，而表现出一种通向未来的现代意识。外形跟父亲一样笨拙的王福，突出的精神特征，就是自信认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会受到限制。认字也是一种对知识的追求，王福的求知欲可谓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阿城的小说不是表面化地反映生活，不是仅仅从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角度，对现实真实作单向的探索和表层的描述，而是整体性地对人们的精神观念作综合性的考察和表现，在更广阔的覆盖面（文化）和更深远的层次（哲学）上思考民族历史和民族价值。其笔下出现的是负载着历史的重担却奋勇向前的几个普通人的精神和性格，但是却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从棋王、树王、孩子王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面对历史逆流的民族的尊严，民族的自信，民族的希望。可以说，“文化”这个具有丰富内涵与诗情的命题，赋予阿城小说以深厚蕴涵与审美意蕴。 　　二、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寻根” 　　阿城说：“丹青（注：画家陈丹青）要历史之真，我比较是要人性之真。”[4]确实如此。阿城小说人物的最有魅力之处，就是“人性之真”。他以冷峻客观的态度，书写人的纯粹的动物性以及人的丰富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