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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思想之转变 王 辉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贵州贵阳 550025） 内容摘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代表性人物，在护国运动时期一改以往改良风格，反而主张暴力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思想转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梁启超“流质易变”的本性、改良派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强烈爱国心的驱使和客观的历史环境选择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梁启超　　革命思想　　改良派 护国运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大多数人只看到他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却忽视甚至抹杀他对护国运动的贡献。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其思想多变，尤其是在革命思想上，时而高唱暴力革命，时而主张和平改良，时而坚持君主立宪，时而赞成民主共和，似乎不可捉摸。但是我们只要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应该明白这些都是鉴于不同历史环境、不同政治形势的一种应激反应，是进步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梁启超一向主张和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他还认为“毁灭一个业已建成的共和国恰恰同革命者推翻君主政体是同样性质的行动，不管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他只拥护进步，而革命始终阻碍进步” [1]。但是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之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发动了护国运动，其内在的原因值得我们进行探讨。本文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革命思想转变的原因这两个方面进行浅析。 一、时代背景 二十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艰难的转型时期，社会各个阶层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奔波劳累。虽然辛亥革命冲垮了旧的统治秩序，但袁世凯却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独裁势力取代了清朝的封建势力，从这个角度来讲，辛亥革命失败了。然而，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是在“拥护” 共和的面纱之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复辟帝制。但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都没有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试图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利用政党，组织责任内阁，以此来实现其政治抱负。但是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袁世凯上台以后，开始积极准备复辟帝制。1915年春、夏之间，袁世凯在军事上作了一系列的布置，通过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将北洋军分派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同时将与他有矛盾的重要将领夺去实权，任以闲职，如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实为空衔；任命蔡锷为昭威将军，使之闲居北京并时刻对其进行监视。同时，他对最不放心的川、滇、黔以及战略要地湖南、湖北等省也做了专门的部署。他专门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两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地各将军行动的秘密使命。在外交上又得到了日本、美国、英国的支持，于是开始积极筹备帝制。1915年8月10日，首先由袁世凯的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文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体，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2]公开诬称中国人民知识水平低下，不能行共和制，只宜行君主制。14日，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 、刘师培等六人发起组织“筹安会”，把筹备帝制从后台推向前台，公开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袁世凯逆时代的做法，引发一场反对帝制的风暴。在筹安会出现的第七天，梁启超连夜起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辞犀利，痛斥袁世凯称帝。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委托汤觉顿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带入北京发表，同时还有《与英报记者谈话》、汪风瀛《致筹安会书》、徐佛苏《对筹安会之意见书》等文章也在京沪各报刊载，痛斥古德诺、杨度的种种复辟谬论，从而拉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也使得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 二、革命思想转变之因 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得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策划并发动了护国运动。那么，一向主张和平改良的梁启超为什么会亲手推动一场革命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梁启超“流质易变”的本性所决定。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逐渐认识到不祛除顽固势力就不能彻底进步，其在思想上逐渐显示出“革命”的迹象。1899年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系也逐渐密切起来，并发表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他在《破坏主义》中说到对付封建保守势力唯有“快刀斩乱麻，一拳碎黄鹤” 。 [3]这些宣传革命的激情文字使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时身为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颇像一名“革命者”，但“革命好景”不长，不久他的革命思想就发生了转变，又开始反对革命。1900年3月，梁启超致书孙中山，批评他多次发动革命却未能成功，“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 [4]直到梁启超漫游新大陆之后便放弃了革命的主张。1906年9月1日，清政府下诏书预备“仿行宪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