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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摘 要：加强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关系到国家政权的持续运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西方国家对此已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与其行政问责制度的对比，发现我国的不足，借鉴其合理因素，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一是明确行政问责主体；二是扩大问责客体；三是公开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关键词：行政问责；西方行政问责；完善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13-02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掀起了“行政问责”的热潮。2012年12月10日，笔者通过在百度中检索行政问责一词，得到相关结果约4 460 000个。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也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制度创新。目前，我国在问责制方面还处于初创阶段，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外行政问责制度的比较，以期从西方民主政治、责任政府建设的法治文明成果中得到借鉴，从而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贡献微薄之力。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概念 　　行政问责中的行政是指国家行政，即公共行政，其含义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定权限按照法定程序履行法定职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的国家管理活动。《汉语大辞典》中把“问”解释为“追究”。把“责”解释为“谴责、惩处”[1]。可见“问责”具有追究责任之意。对于行政问责的概念，国内学者的表述略有差异。李一凡的观点是“现有的问责制研究，大都是从政治和道义的层面，对领导干部在某个事件或问题中应负的责任，采取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以外或并举的责任追究制度。”[2]杨中林把行政问责制表述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辐射到行政权力履行的全过程，使得决策者、执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3] 　　综上所述，笔者把行政问责制度的概念总结为：在国家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问责主体对负有行政职责的行政人员的违法、失职及不当行为进行监督、质询并追究相应责任的机制。 　　二、中西行政问责制度比较 　　（一）中西行政问责主体、客体比较 　　1.中西行政问责主体比较 　　（1）西方国家行政问责主体 　　由多年的实践证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主体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党问责。西方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某一政党获得执政权必须通过多轮竞选才能实现，他们为了获得更多选票，对其行政人员的行政管理活动进行自我监督质询并追究责任。二是大众媒体问责。西方传媒业十分发达，并且很少受到政党和政府的约束。通过媒体的报道，民众又能更加密切的关注与监督政府官员，形成了另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由此看来，西方国家的主要行政问责主体是以议会问责、选民问责、媒体监督等形式存在的异体问责。 　　（2）我国行政问责主体 　　目前，在我国实施的行政问责是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内部的问责，而非异体问责。在我国行政部门中存在着通病，那就是大多十分惧怕掌握着人事权和财权的上级的问责，这一通病便是出现看上级脸色行事，而没有从公共利益和民众的角度来全面考虑的行政行为的症结所在[4]。从我国法律的角度来讲，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问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人大问责却很少启动，更多是在政府问责介入之后，属于事后问责，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始终没能发挥理论上的作用，而只是停留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提案和报告。同时，我国的“第三方势力”，即新闻媒体，则多是被控制在大方向的范围内给予正面报道，而没能对一些负面现象和民众十分关注的事件进行及时、深入的公开披露和报道。 　　2.中西行政问责客体的比较 　　（1）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客体 　　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有较清晰的行政问责客体。首先，西方国家公务员有明确的分类，大致有两种，即事务类公务员和政务类公务员。事务类官员，大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负责部门的日常事务。政务官员是指由民众投票直接选举的官员，如国家领导人、各级政府领导人等。不管是事务类还是政务类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实施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工作绩效负责，并且受到相关行政部门、社会民众和媒体的监督。 　　（2）我国行政问责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在我国也分为两类：一是各行政机关，二是国家各级公务员。在我国行政职务往往与执政党的领导职务交织在一起，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比如市长往往担任党委副书记。而对于这方面的职责划分法律上却没有确切规定，这种不明确地问责客体很可能导致在行政问责事件处理中错误判决的出现，无辜的人成为替罪羊，该负责的人却没有受到惩处，这些都会成为我国问责制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亟待解决[5]。 　　（二）中西行政问责方式的比较 　　1.西方国家行政问责方式 　　由于西方国家存在两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