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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文教材看儿童精神建设之变 　　小学语文，作为人文教育的主要学科，历来承担着学科道德建设的主要职责。儿童，除了生理意义以外，其实是特定的社会根据特定的价值建构、建设起来的。语文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童年形象的建设有着天然的关系。 　　众所周知，儿童文学教材虽然讲述的是童年故事，但由于童年的特殊性，“童年文学”绝大部分是成年作家的价值结晶。他们热衷于政治至上，于是诞生了敢于交白卷的“小黄帅”；侧重于阶级第一，于是诞生了勇斗地主的“刘文学”；倾向于民族为重，于是诞生了抗日救国的“小雨来”；钟情于“教育为本”，于是有了知错能改的“小花猫”等。可以这么说，成人对于童年的理解，既决定着语文教材本身的基本面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于童年的建构姿态。 　　近来，接连听到有人指责现行教材“长着新时代的脸，跳着老封建的心”，至今没有走出政治童年、阶级童年、成人童年、工具童年的怪圈；甚至有专家高呼现行教材让“童年死在教材里”，甚觉有点以偏概全、夸大其词。我认为，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以人教版为例）对于童年（现代童年）生态建设，尤其对于儿童自信、自主、自然的主体精神培植，虽然不能说大河通通向“童”流，但毕竟还是以“童”为北斗。下面试以传统童话《小猫钓鱼》从教材中隐退，日本童话《去年的树》轻装上阵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 　　一、以平等为灵魂，走向独立的童年 　　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是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固守着“父为子纲”“长者本位”的条条框框。少儿教育好比种果树，预定的目标是果子质量好、产量高，若对幼树不剪枝、不整形，果树徒长枝叶杂乱生，必不能结果。正统文化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每个孩子都是带着错误、不成熟的原罪来到世上，解救他们唯有靠师长。要改造孩童的灵魂，不管想不想接受、能不能接受，教育者都必须对儿童进行正统思想的强制灌输，使儿童达到朱子所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在这种思想与价值观的影响下，“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成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造的宗旨。儿童文学成了成人意志的图解，阅读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刚性的教训。“犯错误――遇师长――受教育”成了儿童文学教材的基本格调、经典板式。一如金近先生创作于五十年代的童话《小猫钓鱼》。显然，作者怀着教育儿童的动机和“自信”，强调小猫的不成熟、不可信，表现出一种否定性而非建设性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 　　如果说乖巧、听话是传统儿童教育的GDP，那么平等、自由就是儿童时代的DNA。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甚至是两种互相冲突的文化。如果意欲培养臣民，就必须与儿童为敌，逆势而上；如果立志造就公民，则应该与儿童讲和，顺势而为。很显然，时代文化语境和现代教育选择了后者――以生为本已成为儿童教育的逻辑起点。《去年的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步履从容地走进了语文教材。 　　《去年的树》是一个很儿童、很诗意的故事：一只小鸟，一棵树；一个唱歌，一个听；一个失踪，一个寻找。仅此而已。但读过故事的每个人，都不难从故事中，呼吸到无处不在的率真、自主、超然的诗性气息。他们你唱我听，轻松自在；你丢我找，全凭心灵作主。没有诸如鸟妈妈式的权威，制止他的“盲目找寻”无异于大海捞针；也没有诸如大树公公式的长者，告诫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的生命箴言。整个故事，洋溢着对小鸟自作主张、自以为是寻找经历的高度肯定。我们知道，儿童阅读是近距离阅读，也是一种移情阅读。在读《去年的树》时，儿童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置身于故事中，任自己成为故事中的小鸟，陪着他天马行空般地去寻、去找、去哭、去唱。一个纯洁真挚、独立自主的童年形象活灵活现建立在阅读者的印记里。 　　二、以尊重为血脉，走向自然的童年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被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所笼罩，所主宰。为了成人的“将来”而牺牲童年的“现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最为巨大的破坏是来自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一个孩子，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应该享受属于他们的快乐和自由。但是，孩子生命的蓝天始终被一纸薄薄的试卷给遮黑了。考试成了孩子全部的生活，全部的生活就是为了考试。 　　在成人看来，小猫确实需要好好“反思”，老猫也是该好好“整风”了。你看：小猫刚来到河边开始钓鱼，一只蜻蜓飞来了，小猫觉得蜻蜓可爱，放下鱼竿去捉蜻蜓。结果，蜻蜓飞走了，小猫空着手回到河边。这时，猫妈妈已经钓到一条大鱼了。在这里，作为成人的猫妈妈显然是把钓鱼看作是正经的学习，对于小猫的如此贪玩，已经用了自己专心钓鱼且钓到大鱼而“其身正”了，可贪玩的小猫居然不思前非，迷途知返。当蝴蝶飞来的时候，小猫又放下鱼竿去捉蝴蝶。这还了得，再发展下去就是玩物丧志了。猫妈妈再也不复“身正为范”地柔性教育了，转而坐到道德的神龛上板起面孔，直言训斥“你三心二意的，怎能钓到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