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docVIP

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 nbsp;nbsp;nbsp; 内容提要nbsp; 以吴晗等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曾一度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坛，在本土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它将社会经济史设定为研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方面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它奉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并采取通俗化的表述策略；它遵循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兼顾史料与史观；它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手段得到大幅度更新。其新史学应属于比“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涉更广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它的出现，标志着唯物史观派日益走向成熟。 关键词nbsp; 史学研究会nbsp; 新史学nbsp; 唯物史观派 nbsp; nbsp;nbsp;nbsp; 自1902年梁启超刊布《新史学》一文始，与传统史学立异、塑造一种新的史学范式遂成为清季及民国史界学人的共同企盼。“新史学”一词使用频率甚高，其含义亦相当宽泛：从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顾颉刚的疑古史学，王国维“地上与地下文献互证”的史学，到郭沫若诸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均以“新史学”名之。然而其取向各异，甚至截然对立、水火不容，令人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之叹。但综观各家“新史学”，其所谓“新”，或偏指史料扩充、典籍考辨，或侧重史观变革、理论阐释，皆不外此两端。胡适、顾颉刚等视史料为生命，对史观则罕有言及；王国维倾力于地上地下史料的互证；郭沫若等以史观为要务，长于理论建构，将细致缜密的史料工作放在次要位置。本来，史观与史料乃是史学得以成立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若仅存其一，实不足以言成熟之新史学。不幸的是，20世纪上半期为世人瞩目且转移一时风气的数家史学流派皆在此一关键问题上失足，往往顾此失彼，偏执一端，形成史观与史料两极对立的僵局。在30年代，一批少壮派史家对此已有所认识，并开始了种种纠偏扶正的探索与尝试。其中一个名为“史学研究会”的青年群体付出了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学术努力。尽管这一组织一直未受到治学术史者的充分注意①，但它既冲破了传统史学的既有格局，又广纳现代史学的合理因子，尤其着力于史观与史料之间求平衡，其倡导、奉行的学术路向、治史立场、致知取向及研究门径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问段落内屹立不倒，为后世史家垂范。本文试对史学研究会作一整体考察，并借以窥探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变迁的蛛丝马迹。 nbsp;nbsp;nbsp; 史学研究会创立于1934年5月20日，主要成员有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后来又有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加盟。他们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该研究会以汤象龙为主席，吴晗为编辑，谷霁光为文书。它成立后，每月集会一次，每年召开年会，直至“七·七”事变时研究会暂告中止。1938年4月，西南联大成立后，吴晗、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等先后抵达昆明，史学研究会才于1939年恢复活动。 nbsp;nbsp;nbsp; 史学研究会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下皆简称《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为学术基地。这三个刊物，或由史学研究会直接承办，或以该会为主要依托，会中成员有大量文章发表在这里。《集刊》自1932至1949年，共出8卷16期。《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创办于1935年4月，《中央日报·史学》周刊面世于1936年3月，至南京失陷为止，两报史学专刊共出版100多期。这三个刊物上的史学论文是我们考察史学研究会的基本依据。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与任何组织一样，研究会各个成员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少数人统筹全局，规划方向，更多的人则术业专攻，埋首耕耘。例如作为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吴晗，他具有出色的学术组织能力，从发起这个学术团体到维持其日常运转，付出了无数心力。吴晗阐发的若于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会的其他成员，因而不再只代表个人意见而成为整个学会的共同主张。所以，作为一项学术史考察而不是专题综述的集合，我们无法做到对每个人平均用力，不免在叙述中有所偏重，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折射出研究会的总体风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在研究会成员的回忆和传记资料中，往往提起这个团体，如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4—45页)；罗尔纲《怀吴晗》(北京历史学会编：《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夏鼐《我所认识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汤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