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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审美式启蒙 　　一般而言，我们把五四视作近代中国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无疑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鲁迅是五四启蒙战士中的一员猛将。当我们不断回顾五四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不断反顾鲁迅。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启蒙心态是复杂而又矛盾的，这种矛盾心态在鲁迅留学日本时写作的文艺论文之中，就已经初见端倪。毋宁说鲁迅的文艺思考渗透在他的启蒙理想之中，不如说他的启蒙理想渗透在他的文艺思考之中；在这些思考和探索里――审美式启蒙――就已经透露出了五四时期鲁迅对启蒙的矛盾心态。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启蒙存在缺陷的话，不如说启蒙自身就存在着缺陷。本文着力探讨鲁迅留日所作的文艺论文，试图深入挖掘鲁迅启蒙思想的内涵，以期追寻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雏形。 　　对于鲁迅留日时期文艺思想的研究，学界成果较为丰富。一方面，研究者一般把鲁迅留日时期的文艺思想归结为浪漫主义美学观念，尤以俞兆平在其文章《论鲁迅早期的浪漫主义美学观念》中的总结和分析最为详实与细致，该文将鲁迅早期的浪漫主义美学观念的具体内涵分解成四个部分：浪漫主义“四派”之划分，诗意人生的思考，“纯文学”及“文章不用之用”观点的确立，文学的天才灵性、形象直觉性及自然之契合。[1] 　　另一方面，从现代性的角度分析鲁迅留日时期的文艺思想则是鲁迅思想研究的亮点，自上世纪末以来不断为学者所探讨。首先是钱理群发表的《鲁迅对“现代化”诸问题的历史回应》（1996年）。[2] 该文先分析了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鲁迅从批判传统中国的“中华中心主义”入手探讨如何学习西方文化，辩证反思了西方十九世纪工业文明与现代化道路的利与弊，揭示出西方文化独有的历史特点，最后提出鲁迅对于启蒙是一种既肯定又怀疑的矛盾态度。接着有乐黛云的《鲁迅的及其现代性》 [3] （1999年） 对 《破恶声论》 的单篇分析，文章详细分析了《破恶声论》 的内容，论述了“恶声”、“迷信与伪士”、“心声与内曜”的内涵，最后指出鲁迅早期论文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是因为鲁迅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张旭春的文章《鲁迅早期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与中国现代性问题》[4]（2008年），该文提出“个体启蒙”与“民族启蒙”的双重纠结是中国现代性工程有别于西方的独特之处，立论新颖。而符杰祥和钱静在其合著文章《心声?个人?自觉――鲁迅反思中国现代性的三个命题》[5]（2012年）中将“心声”、“个人”、“自觉”作为鲁迅反思现代性的三个关键性命题，认为这是鲁迅对“什么是现代”的回答。 　　本文试图从鲁迅留日时期的美学思想进入他对现代性的反思。 　　一、鲁迅留日时期的美学思想 　　鲁迅的留日时期文艺思想主要见于1906年从仙台辍学回到东京，所写的几篇科学、文艺论文之中，这主要包括《人之历史》 《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 《文化偏至论》 和 《破恶声论》 （未全部完成） 等论文。这些论文原本是准备发表在由鲁迅等人主办的《新生》杂志上，但是《新生》后来未能成功刊行，于是转而被发表在《河南》上。鲁迅的美学思想或观点就集中在《摩罗诗力说》 《文化偏至论》 《破恶声论》 三篇论文之中。 　　完成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一文是鲁迅留日时期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点的代表作。“摩罗”，现在通译魔罗，即恶魔，来自印度佛教，是梵语译音。鲁迅因为恶魔的文字不古，所以借用“摩罗”。在此文中则指一个诗派，诗派“宗主裴伦”，此派现被通称为“恶魔派”。“说”也就相当于现代汉语中“论”的意思。因此，文题可解作“论恶魔派诗歌的精神力量”。所谓恶魔派诗人，实际上就是指十八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此文文艺思想的核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求新声于异邦”，强调文艺唤醒民众，振奋国民精神的作用，也就是文艺的思想启蒙作用。在众多“异邦新声”之中，鲁迅认为最具启蒙作用的声音就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所发出的声音。摩罗诗派的启蒙作用不仅在于思想、精神层面上追寻自由、解放个性，而且更在于落实到行动之中。正如文章中论述的八位诗人那样，除了能够发出振人之心声，而且都是反抗的行动派。 　　其二是提出文章“无用之用”的观点。美术的本质在于“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这是从纯艺术的角度出发，指出其“无用”的非功利性。文章也是一样，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具有超功利性。那么文艺如何能够启蒙大众，救国图存呢？鲁迅认为，文章的功用不低于实用科学的原因就在于，文章能够使人生不偏于一面，全面发展，趋于“具足”。因此，绝对不能低估了文艺的作用。“具足”思想的来源则是鲁迅对欧洲发展历史“至偏且伪”的反思。这点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被重点展开。 　　《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在同一时期完成。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指出十九世纪末欧洲思潮发生改变，“即以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