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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视角探析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收稿日期：2015-04-08 　　作者简介：张臻汉（1972-），男，甘肃靖远人，工程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政策、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张海英（1958-），女，山东海阳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副所长，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张彦通（1963-），男，山西榆次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业务司司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规划与政策研究;北京，100191。 　　摘要：日本大学与城市互动关系的变迁源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大学社会责任是二者关系发展的重要脉络，随着城市化进程提升，大学社会责任发挥程度深化，促进大学与城市的互动日益紧密;战前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导致大学与城市淡泊疏离;战后城市化复苏期，政治民主化和教育改革促使大学与城市“接轨结合”;城市化成长期大学与城市以“匹配相生”而呼应，促进日本经济腾飞;城市化成熟期大学发挥自身特质形成对城市的“引领融合”。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对我国的启示在于，大学应充分发挥社会责任，从定位到布局、层次及学科结构与城市需求相契合，促进城市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政府和社会应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大学与城市良性互动、共赢共进。 　　关键词：日本;大学;城市;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4-0026-07 　　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备受关注，新型城镇化是中国长期国策，就高等教育或城市化的专业研究层出不穷，但将二者结合的并不多。城市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的集合体，是生产和生活的主要载体，是人类社会经千百年变迁延伸至今的客观现实;现代城市化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城市发展需要人才、技术和管理，也需要有潜质的消费群体。高素质人才和前沿知识源自大学，大学成为城市化不可或缺的支撑，大学为城市培养人才，并通过科研、文化等服务于城市。目前我国大学与城市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大学生“就业难”与城市用人单位“人才荒”并存的现象屡见不鲜，原因之一在于大学并未充分实践自身社会责任，大学与城市之间缺乏有效、良性的互动。 　　大学社会责任发挥的程度，影响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深度。大学职能主要是教学、科研和服务，大学的社会责任应在于培养人力资源，并以科研成果转化和文化交流等服务于社会，大学通过提高市民素质、改善文化环境、促进就业、助推和谐社会等方式，在现代城市承担深层次社会责任。正如博克（Derek Bok）所认为，大学作为特定的文化机构和准公共教育组织，对现代社会承担重要社会责任，当大学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大学应在学术功能和非学术功能范畴内对社会需求做回应、做贡献，同时也要坚持自身学术原则[1]。日本的高等教育和城市化都属于后发赶超式发展，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对同属后发国家的我国而言，研究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值得在新型城镇化中借鉴。本文分四个历史阶段，主要以大学社会责任为脉络，从日本大学的理念、结构、改革发展等落笔，结合日本的国家社会历史背景，通过分析大学在日本城市化各阶段的作用和社会责任发挥，来探究其大学与城市互动的特征和机理。 　　一、战前城市化初始期的“淡泊疏离”阶段（1868-1945） 　　二战结束前（1868-1945），日本大学与城市都被“国家主义”主导，二者缺乏互动，相互联系被弱化，二者关系淡泊疏离。城市化处于初始阶段，甚至因战争停滞。大学服务于国家主义，战争期间更被军国主义所裹挟，教育被纳入“战时统制”体系。日本政治处于高度集权，国家被政客、军人和财阀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所把持，政治与军事、经济相黏合，大学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力不从心，处理与城市的关系时颇为无奈，知识分子在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博弈中势单力薄，大学理想被压抑和扭曲。 　　战前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特点是各自独立，鲜有互动，堪称处于“冰河期”。大学与城市皆被捆绑在军国主义战车上，其资源都围绕国家主义配置，大学的使命、学科等与城市并不关联，大学社会责任难以发挥，二者都随国家政治军事形势起起落落，无法沿着大学逻辑和城市演进规律有序发展，至日本战败时，大学与城市都遭到重创而停滞甚至倒退。战前是日本城市化的史前期，城市及其人口数从1898年的52个和1439万人，到1918年上升至79个和3102万人，城市化率在1940年为379%，1945年战败时跌至279%[2];随着战败，大学体系也瘫痪崩溃。政治因素是其主因，作为身居岛国的后发国家，近代日本内部资源匮乏、技术落后，外部面临发达国家列强的竞争威胁，统治者选择了国家主义战略，以集中资源求得迅速发展，贯彻明治维新推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方针。 　　战前日本大学的使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