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长到七岁.docVIP

终于长到七岁 　　对面的人家丢了半个馒头，在那个年代算做一件事了。 　　那时我家是平房，有院，两家对门住着，走一个大门，门里是厨房，开我家的屋门能见对屋的床。厨房里有灶，有放碗的地方，有缸装着做饭的水。吃饭时都要端到里屋去，妈妈说，小孩儿不准看人家吃饭，没礼貌，丢人的，我就不看人家吃饭。 　　四岁那年开始记事，也开始懂一点事了。 　　那时的我记住的就是饿，白天，晚上，无时无刻。 　　好像是一个下午，对门那家水缸盖上的半个馒头不见了，那家在找，那时半个馒头用处很大，能让孩子不哭不闹，能说明他家日子还好，吃到细粮了，能伴一碗粥顶一顿中午饭，孩子能用半个馒头换一个玻璃球或四张“啪叽”（一种自制的玩具），老人或将它晾干再碾成末放点白糖冲水喝…… 　　就是那个年代。 　　那半个馒头没了，那个下午人说只有我在厨房。开始是孩子们暗地里指我，后来大人们悄悄议论。在房后，妈妈把我找到，拽着脖领，像拎个小鸡儿，按到床上关上门，一顿暴打，我“哇哇”地，说不是我偷的，我没吃。 　　大人们在门口大声说，孩子不懂事，别打了；小声说，不是他还有谁，有人看见了。 　　妈妈打得更凶，打累了，她自己哭了，无声但眼泪很多，很多，我从没见妈妈那么悲伤过。 　　我的哭声撕心裂肺的，那是真疼。好多天不敢坐板凳，屁股疼，晚上睡觉得趴着，盖被也疼，妈妈就用手给我支着，我睡着她不睡，早晨醒来，被子都是湿的。 　　我说，不是我偷的，声音很小，我对自己没把握。 　　那天，妈妈蒸了一大锅馒头，先拣出一小盆给对门送去，低三下四地，可人家不要，说还是个孩子，吃就吃了吧，不用还。 　　一桩疑案，就这样变成了事实。 　　那盆馒头就放在了对门的水缸盖上，谁都没动，直到风干，直到变霉，直到过年时，两家相互拜年，那盆馒头不知哪去了。 　　从此，我有了个不好的名声。同哥哥打架，打到最激烈处，他气急了，说：“你好？我没偷人家的馒头吃。” 　　一下子捏到我的大筋上，我再没了脾气，但他说时，是不能让妈妈听见，妈妈听见，哥哥要挨打的。 　　跟小朋友也是，一打起架来，人家就骂我是小偷儿，我就像耗子一样，溜回家，躲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呆呆地难过，还是不能让妈妈看见。 　　四岁的我记得心难受，我知道那就是心难受。馒头是不是我偷的，我真的不记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我说不清楚，我还不咋会说。 　　跟哥哥没事，我离不了他，不再跟别人家的孩子玩儿了，怕他们骂我是小偷儿，我不想听到，四岁开始长脸了。 　　打那以后，只要哥哥上学，我就一个人玩儿，走在街上总靠边儿，见人就低头，后来就总低头走路，见着陌生的孩子也害怕，怕他们也知道那半个馒头的事，我变成了另一个孩子。 　　就这样，五岁、六岁、七岁，我该上学了。那天，我疯了一样，就是不上妈妈说的那个小学，不去，就是不去，打死我也不去。 　　妈妈说：“这孩子怎么了？咱大院的孩子都在那个小学，上学放学都有伴儿 ，离家也近。” 　　那天早晨，妈妈像抓猪似的拽我，我抓着门框，滚到地上，哭得昏天黑地。 　　也许大人们都忘记了，包括妈妈；孩子们也忘记了，包括哥哥，可我没忘，永远不会忘，有熟人的地方，我就是不去。后来去了一所老远的小学，离家老远。 　　院里的小伙伴问我，为啥？我不说。 　　同学都是第一次的同学，不知道半个馒头的事，于是我又成为了好孩子，我有了朋友，有了畅快的哈哈大笑，也开始想长大之后的事，理想不只一个。 　　七岁的我迷上了滑冰。 　　哈尔滨的孩子都滑冰，一入冬，学校中所有的操场都改成了冰场，改得很简单，将雪堆起来，围成一个大圈，往里灌水就是了。冰场冻好了，就像我们饭堂中的餐桌，我们就是那群苍蝇，一层层地落在那“餐桌”上。一年级的我们没有冰刀，就将家里的小爬犁弄到冰场上，把爬犁底安上两道铁丝，弄两根棍子安上铁钉做杖，支得屁股下的小爬犁跑得飞快。也有抽“冰猴”的，将冰猴上点些红钢笔水或贴上花纸，转起来煞是好看。 　　我有冰刀，是哥哥玩剩下的，只是刀上没有冰鞋，是块木板，板上有耳，拴着绳子，上冰时将冰刀捆在脚上，只是不能滑得太久，死死地捆在脚上，过一阵就会不过血，两脚冻得木木的。那也坚持，有多少小孩儿羡慕我呢。绑松了不行，会滑不起来，脚一蹬，冰刀和脚就脱离了。 　　冻得实在挺不住了，就将冰刀解下来，拎在手上，见学校速滑队的大同学，他们穿着有鞋的冰刀，在冰场上燕子一般。 　　我呆呆的，有人碰我，是坤坤，他是我朋友。 　　“我滑一会儿行吗？” 　　“不行，你不会滑，崴拉崴拉的，冰刀钉又会折的。”他将我的冰刀弄坏一回，修起来老费劲了。 　　“我给你玩儿我的弹弓。” 　　坤坤有一个全班最好的弹弓，是用医院那种听诊器的胶管做的，玩起来又有力量又准。他妈在道外的医院。 　　“那好吧，但你必须推椅子。”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