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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能力，回报几何？ 英语考试将改革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牵动了无数中国人的神经。在高考之前，有传言称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提出“中国高考将取消英语”。不过顾明远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随后辟谣，声称只是提供了一个未成型的方案，将英语考试改为社会考试，一年可以考多次，和四六级一样分等级。 　　但从教育部的公开回应以及各省教育厅的随后反应来看，英语考试改革将有三大重点：高考淡化英语考试的比例，弱化英语考试的区分度，降低高中英语教学的参与。直接的影响必然是英语在高中教学中的地位下降、高中学生和老师在课堂内学习英语的时间减少。 教育投资回报率 　　那么，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教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一项教育政策的改动，涉及到的利益方多种多样，一般都会对某些群体有利，对某些群体不利。 　　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的劳动回报率，即受教育者比未受教育者的收入高多少。教育回报率直接关系到教育政策能否成功。例如，如果贫困地区学生认为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不如初二辍学出去打工赚的钱多，他们就会这么做，哪怕这与教育机构的一厢情愿背道而驰。 　　那么要研究英语考试改革的政策结果，就需要测算英语学习的成本和收益，判断英语教育的经济收益是否能足以刺激受教育者去学习英语。如果在中国现阶段，英文水平对劳动力收入没有影响，则强制教育英文缺乏经济根据，因为对学生而言，他付出了更多的学习成本但没有得到收益；如果英文水平对劳动力收入有较高的正向影响，则家庭必然有动力投资教育子女学习英文，弱化高考英文更多的不是一个效率问题，而是一个分配问题：富裕家庭购买英语教学资源的能力更优――例如请家教、出国留学等，而强制教育英文本身能部分弥补这种贫富之间的“英语能力”差距。 英文能力回报高 　　要测算英语能力的回报率，有如下问题值得考虑：首先，英文水平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即英文水平如何能提高劳动者收入；其次，英文学习如何影响英文水平，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英语学习多大程度影响就业者的英文水平；最后，英文学习成本几何。学习方式包括学校学习、课外学习、出国学习，而成本包括市场成本和时间成本。 　　这三个问题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在现阶段，中国英文水平好的人比其他人收入能高多少。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避免两个讨论中常见的谬误。首先，英文水平的收益必须在统计学上有意义，是普遍的现象而不是特例。 　　其次，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人群划分为英语水平高和英语水平低两个人群，然后比较两个人群间的收入差。主要是因为英语水平高的人极可能上过大学，而英语水平低的人很可能没有。由于英语要计入高考成绩，此种可能性极大，不能忽视。这种比较算出的差距包括了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不是单纯英语水平的劳动市场收益率。 　　理想的比较方法，是找两组人，这两组人在其他方面都一模一样，比如教育水平、家庭背景、工作经验，等等，但唯一不一样的是英语水平。如果这两组人的收入不一样，英语水平高的那组收入高，研究者则可认为英语水平有劳动市场收益。因为个体的差距千差万别，想要找到这样的两个对照组极其困难；不过，劳动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提供了一个近似的比较方法，把所有能测量到的可能影响收入的因素都列入回归方程，估算出一个尽可能科学的结果。 　　山东大学的刘国辉使用“中国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测算了外语投资的回报率。该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共同完成，在全国28个省市中抽取1万户的城镇家庭进行调查。该调查询问了受访者的外语水平，在3138名受访者中，2.2%的人“精通外语”，45.6%的人“外语能力一般”，其余的人“无外语能力”。作者以此为根据，在考虑了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等因素后，发现“外语能力一般”的人比“无外语能力”的人月收入高6.4%，而“精通外语”的人比“无外语能力”的人月收入高43.8%。 　　劳动经济学者测算中国四年的本科教育的劳动回报率大致在30%-60%，“精通外语”的收益大概和本科四年差不多。而“外语能力一般”的收益略低于折算下来读本科一年的回报率，等同于大概六年的工作经验。 　　在受过高中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精通外语”的劳动回报率为85.3%，相比更高；“能力一般”的回报率为9.9%；而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精通外语”的劳动回报率降到了30.3%；而“能力一般”的回报率不显著，可以认为是零。 　　这个结果说明，“精通外语”的回报率很高。参照文中和其他研究结果，可以认为，一个“精通外语”的高中毕业生，其收入可以甚至超过一个大学毕业、但不精通外语的人的水平。“外语能力一般”的收益则没那么高；一个外语能力一般的大学生，其收入并不高于一个无外语能力的大学生。当然，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很多大学政策规定本科毕业需英语四级水平，以至于“无外语能力”的大学生数量可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