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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银行如何提高廉政制度执行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为此，报告强调“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这让我在震撼之余得到了深刻的启示。笔者现结合基层银行的实际，就如何提高廉政制度的执行力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一些意见。 　　一、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人治不如法治 　　通晓得中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要论吏治，最为严厉的恰恰是明朝之初。但是，为什么明朝最后却因腐败而加速灭亡了呢？ 　　关于吏治、肃贪，可以说历代政权都进行过探索和实践，也曾有一套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出台过一系列的制度，甚至是严刑峻法。但是，充满矛盾和悲情的是，一代王朝往往前期对惩治腐败严厉，但后期大多也因内部腐败而加速消亡。据历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根，深知“官吏贪墨”对百姓的荼毒和对王朝的危害。一方面，他对官员廉洁方面要求十分严格，如对各地赴任的官员，规定公家只给报销路费，添置官服等等要自掏腰包。另一方面，为了整顿吏治，他采用“重典治贪”，如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并剥其皮，填上稻草，挂于官衙左侧，以惩后者，知有警惕”。所以官员“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丕变矣”，这种廉政之风一直维持百年之久。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封建王朝的吏治肃贪靠的是人治，最终也免不了出现 “人亡政息”的结局。果然，明朝不过五、六代之后，其后的皇帝开始怠于朝政，贪污受贿之风逐渐盛行。《明史》记载，“仁、宣之盛，邈乎不可复追，而太祖之法蔑如矣。”当政权腐败的程度超出被压迫者承受力时，通常会引起社会动乱，以致旧的政权被推翻。但是，只要新的政权的吏治体制本质没有变化，王朝更迭的历史剧就会周而复始地上演。这种“兴衰治乱代代见，政权更替朝朝新”的现象，为后世提出了政权兴衰的周期率难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延安“窑洞对”中，当著名学者黄炎培提出如何走出历代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率难题时，毛泽东同志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年后，在毛泽东同志率军准备进入北平建立新政权时，仍不断告诫党员干部“这是上京赶考”，“不要学李自成”。正是在这种正确思路的指引下，新中国在廉政建设方面开始了法治之路的探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经验和成果。 　　二、反腐败要出成效，关键在廉政制度的执行力 　　对历史上政权的兴衰周期率难题，人们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清晰地解答。但是，懂得了周期率的理论，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廉政建设就一劳永逸了呢？ 　　应该说，我们党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努力一直未有停止过，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不容否认，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曾严肃指出，“党的作风方面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知道，腐败是文明社会的毒瘤，是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腐化剂。搞金融的同志都知道“劣币驱逐良币”这个道理，其实腐败就像“劣币”，廉政如同“良币”，“劣币”不除，“良币”就永无出头之日。历史一再表明，一个政党，如果不坚决反对和有效预防腐败，就会失去民心，就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古语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历史表明，如果缺乏执行力，那么再科学的廉政制度，再先进廉政的体制也要大打折扣。如何解读这个执行力？我很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一是靠制度上的约束力和法律上的惩罚力，二是保证这种约束力和惩罚力得以落实的物质力量和人为力量。两者互为里表，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制度和法律而无保障其落实的相应力量，制度和法律就难以推行。 　　何为保证制度执行力的人为力量呢？我认为，这就是实施制度的主体力量。这种力量靠的是有关制度制定者的决心，执行者的公心和监督者的关心。也许有人觉得奇怪，前面说到封建王朝的吏治肃贪硬伤在“人治”，现在又说法治社会的廉政成败关键在人，这不是悖论吗？不，这恰恰就是辩证法。法治和民主的体制是现代廉政制度的基石，但廉政制度作为客体，须臾离不开人，特别是其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这些主体的。所以说，廉政制度执行力要落到实处，最终靠的还是人。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