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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平等教育的基石 ◎蘇芊玲/兩性平等教育季刊第二期 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明確揭示性別平等為國民的基本人權，然而因為受到傳統男尊女卑文化深遠的影響，再加上我國民主化過程遲緩，以致性別平等的概念與落實遠遠落後於其他層面的發展。 嚴格來說，台灣最早提出女性意識的兩性平等理念的應手推七０年代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當時呂秀蓮等人除了以書寫出版，並以設立「保護你專線」等方式從事拓荒的工作，可惜一九七九年呂秀蓮也因政治因素被捕入獄，新女性運動也因此譜下了休止符。八０年代初，李元貞出面號召同好成立「婦女新知雜誌社」，關心婦女議題，繼續推展婦運，為追求兩性平等的社會而努力。當時的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對組織人民團體多所限制，種種活動只能假雜誌社之名舉辦，「婦女新知雜誌社」曾經關心的層面相當廣泛，包括社會、教育、法律、政治、人身安全等等。一九八七年解嚴，婦女新知也在同年改組為「婦女新知基金會」，得以名正言順推動婦運。幾年之間，台灣婦運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不同於婦女新知在議題新知在議題上的多元並容，他們大多以單一或特定議題為主。但不管如何，有越來越多人加入推動兩性教育的各項工作則是十年來的一項事實。 在學校教育中推動兩性教育平等教育始於檢視教科書的內容，一九八五年由師大黃政傑、歐用生兩位教授啟其端，兩人針對國小「 生活與倫理」課本中的性別問題提出批評。一九八八年婦女新知基金會提出批評。一九八八年婦女新知基金會繼之全面體檢國小及國中、高中的文史公民課程內容，發現兩性偏頗的問題相當嚴重，此結果引發廣大的迴響與重視，而關心層面也從教科書擴展至其他議題，譬如就學機會、人事結構、師生互動、校園空間分配、安全與性騷擾等等。一九四四年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成立，婦女新知基金會在一九九五年向教改會提出「落實兩性平等教育」的教改政策建議，其範圍除了學校教育之外，擴及至成人婦女教育。一九九六年底，婦運人士彭婉如女士遇害，婦女人身安全以及兩性平等的問題引起空前重視，立法院於同年底迅速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該法責成全國中小學須於八十六學年度開始每學年實施四小時性侵害防治暨兩性平等教育課程。為了因應教改會「落實兩性平等教育」之教改政策建議以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四小時課程的要求，教育部於一九九七年三月正式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擬從學校、社會及家庭三個層面，全面退動兩性平等教育。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至此，兩性平等教育總算成為全國的教育政策，有了全面落實的可能。欲達成建立兩性平等社會的目標，當然必須由學校、家庭與社會三管齊下才能竟其功。回顧過去兩性平等教育的推動，對學校教育的著力較深，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的部分較少。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為例，相關課程的施行對象，只有中小學學生，而幾年前曾被提出討論的「家庭教育法」喧騰一陣之後，又歸沉寂。因此，有關在家庭教育中如何落實兩性平等教育，實有待更多有心人士的努力。隨著時代的進步，現代家庭的定義趨於多元，但不管形式如何,家庭作為每個個人最早及最長久的棲身所在，對其自我認知及人際互動的影響最為深遠，則是迨無疑義的。 夫妻互動 談到家庭中的兩性平等教育，一般人可能將其範圍侷限在親子教育，以為指的是父母對子女所施行的教養方案。在這種認定中，似乎夫妻一但結婚生養孩子，就能自然而然、完美地負擔起教養子女的責任。本文想指出的是，在家庭兩性平等教育一事上，並不單指父母如何教育子女，父母親本身的性別觀以及兩人之間的互動方式，在相當程度上，可能更為重要，因為他們扮演的，是給子女最佳、最直接的性別教育學習典範。也就是說，夫妻之間的平等互動是家庭性別教育最重要的基礎，只要夫妻/父母這一環能具體呈現平等教育已經成功了一大半。因此，我們一定得先從夫妻倆人談起。 先天不良的男女結合 現行核心家庭是由一男一女經婚姻結合，再生養（或領養）子女而建立。按照我國法律規定，男子滿十八歲、女子十六歲使得以結婚。如果個人是社會的產物，其成長過程以及價值觀皆由環境所形塑。那麼，一對打算結合的男女，在進入婚姻之前，至少已受大環境將近二十年的影響，而如果，我們社會至今仍是一個重男輕女、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那麼，男女不平等的狀況當然也會具體而微地反映在這兩個成年人的身上。結婚之前的成長過程已是如此，在婚姻的選擇上，又依循社會期待以男大女小（年紀、身高）、男優女劣（出身、職業、學歷、經濟）的方式來配對。就在牽手進入結婚禮堂的那一刻,兩人之間已經存在著性別差異，根本不具平等的基礎。 關於這一點中興大學社會系教授徐宗國教授在〈女人為什麼往「上」嫁？〉（婦女新知88期，1989年9月）一文中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認為在男女的對應關係上，社會仍普遍存在男性的發展優於女性的觀念，因此造就出這樣不平等的婚姻設計，因為「唯有藉起初就設計於婚姻裡客觀的不平等地位，…….女性………..才不會超越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