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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坚持与完善 　　摘 要：理论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受到“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挑战，后者不符合“国家治理思维”的发展趋势；实践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 “形高实低”的问题，是因为其经济功能被忽视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是其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的有机统一，处理好二者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二代民族政策 经济功能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在多民族国家中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创新。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六十多年来，不仅实践中未能很好地发挥基本政治制度的作用，并且理论上也受到一些质疑。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理论上受到的挑战 　　当前理论界有一种观点，企图弱化、甚至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代表就是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这种观点的指导思想是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倡导推行淡化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不允许任何族群（民族）声称是某一特定区域的族群（民族）利益、资源权利和治理权利的代表”。该观点的立论依据是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强化，为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我们对此持不同观点：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强化，为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的观点与“国家治理思维”的发展趋势是相违背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创举，同时也有着理论上的依据――国家治理思维。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国家，国家治理思维经历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的演变历程。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对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样，“主体性”意识也引发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非主体少数民族争取权利的斗争，于是，承认“他我”存在的“主体间性”治理思维开始为统治者重视。“主体性”意识和契约理论等思维模式共同作用之下，西欧各国普遍完成了民族国家从理论到实践的制度设计；但这一国家建构理论却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世界上多数国家并非单一民族，各民族并非都有能力和有意愿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从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国家成为主权国家演变的必然趋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依据是“主体间性”思维。它从多民族共生共存的现实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角度出发，不仅考虑了各民族的民族集体权利，也考虑了各民族之间的共生和谐关系，为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一种有效范式。[1] 　　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弱化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强化各民族间的融合。该观点的逻辑起点是“主体性”，而非“主体间性”。其看似强调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实有意忽略了各民族实际上的不平等状态，实质上是对各少数民族的不平等，是对各少数民族“他我存在”的否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但各民族之间历史地、现实地存在着差异。各民族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应当首先正视、并且尊重这种不同，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不仅各少数民族这个“他我”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我”与“自我（汉族）”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差距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各民族自治地方同非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忽视各少数民族“主体性”，不考虑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和各民族之间的共生关系，不仅不能实现民族和国家的一体化，相反会使国家走向分裂。 　　因此，我们当前要做的不仅不是弱化、甚至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反应当不断丰富其理论内涵，使之更加完善，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困惑是，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其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立论依据之一是各少数民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六十余年来，纵向来看，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横向与汉族地区相比较后就会发现，地区间发展差距依然十分巨大。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一直以来都是甘肃省最为落后的地区，并且与其他市州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正得益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呢？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非常迅猛，但其主要的发展模式是“资源的大输出，换来经济的大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也很快，但地处北部湾的独特优势，使其从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交往中获益不少；新疆维吾尔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