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石为徒”的诗学.docVIP

“聚石为徒”的诗学 　　诗人雷平阳曾经给阎安写过四个字：聚石为徒。这恰好是对阎安诗歌写作的恰切隐喻。没有一意孤行的写作勇气，没有静心求变的精神，阎安几十年来也不会形成今天的诗歌气象。 　　令人心惊的现代化裂变使得曾经铁板一块的生存地带和精神文化地理已经在瞬间崩塌。迎面陡立的是悬崖峭壁，向下则是万丈深渊。断裂地带已经形成。而多年来阎安就是在“断裂”地带近乎执拗的孤注一掷的写作者。中国内陆腹地秦岭山脉巨石的无边阴影，晋陕大峡谷，贺兰山，北方山脉都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地质断层和精神断裂带。诗人如何通过语言来完成关于个体、时间和当下惊悚的跋涉、攀爬甚至飞越就成了当代诗人不可回避的命运，“当我怀揣着叶芝的一本诗集游历黄河晋陕大峡谷时，峡谷沿途巨大的地质断层与叶芝对于诗歌真理语速缓慢的叙述同样令我震撼、晕眩”“也就是在那一次，一位同行的地质学家告诉我，地质是有心灵的，时间也是，而人也应该不断地纠正他在文明中的应急状态，不断回归时间以确保人文日新，人的事情生生不息。”（《整理石头》自序）作为常年在“秦岭”和“北方”的跋涉者、仰望者、挖掘者和漫游者，也许阎安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司马迁的那句话“秦岭，天下之大阻”。所以，在他这里产生了互文性的诗句和徒妄的慨叹“像一个梦游的人却只能与它的小名相遇 / 真正的秦岭 永远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在你不能到达的地方”（《一座并不存在的山》）。而这转换在诗歌和精神那里，巨大的“断裂”地带所产生的“阻碍感”是空前的。因为两个差异巨大的地带都与其间存活的人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去除其一，其导致的后果都将是毁灭性的。 　　诗歌产生于时间深处，诗人则是不断跑到时间表盘背后去验证命运的人。而在当下时代诗人的时间感又被加上了更加沉重的负荷。在全面城市化去除“乡土性”的时代，诗人如何在真正意义上站在“现实”面前已经成为切实的命运。曾经一体化的社会现实以突然“炸裂”的形式凸现在每一个人面前。这些新奇、陌生、刺激、吊诡、寓言化、戏剧性、荒诞的“新现实”对写作者无论是在想象力还是在写作方式、精神姿态、思想观念上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阎安一直在“秦岭”和“北方”地带勘察和游走，围绕着他的精神地理展现出来的是差别于以往“西部写作”的个人风貌。而多年来知识化、历史化和剥离化的“西部表达”已大体失效，或者说诗学意义上的“西部写作”已形成巨大的瓶颈。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已经对守常文化产生了全面的颠覆与消解。在精神文化地理、内心愿景与时代境遇的相互纠结中，阎安面对的就是如何通过崭新而又现代性的诗歌方式解决这种不断加深和扩大的摩擦、龃龉与冲撞？由此令很多人费解的就是阎安作为一个生活在“西部”的生存者和写作者，其诗歌出现的地理坐标、精神元素以及核心意象谱系恰恰不是“西部”，而是更广阔意义和背景上的“北方”。阎安的写作在这个时代具有启示性。越是在“西部”这样的文化区越能最直接地倾听到断裂地带崩塌的声音，越是能够在一个“炸裂”的年代最为惨痛地生发“现代性文明”的分裂式体验。这种体验与想象体现在写作当中就是写作的现代性与传统诗歌气脉之间的再次呼应与盘诘。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行吟、流连、歌哭、浪漫、抒情甚或疼痛与泪水式的“乡土写作”已经不足以支撑现代断裂地带空前复杂的经验。正如阎安自己所说：“过去一个游吟诗人可以在一棵树或一座悬崖给出的自然凉荫下歇息，而今天的我往往被高速公路和铁路干线反复困惑，久久不能进入以往由大地和大自然直接设计、充满原初质感的天然之境。”（《整理石头》自序）诗人在此断裂地带能做到的就是在文字中重建一种秩序。这些红色的、黑灰色的、刚蓝色的大大小小的棱角分明的石头显然成了西绪弗斯命运在中国上演的寓言。而这种难度可想而知，“整理石头”不能不带有个人时间的灵魂史和时代见证史的难度。“聚石为徒”已然成为诗人的命运。阎安的诗歌写作方式提醒我们的是有时诗歌承担的功能不只是提供答案和知识性的真理，而恰恰是为了加深疑问和困惑。由此，诗歌是一种唤醒。这种唤醒既直接来自于时代境遇，又生发于普世性的时间法则。也就是说这来自于诗人的个体现实，比如生老病死的时间法则，同时又来自于大时代背景之下的具体而微的刺激和反射。在这种诗歌特有的唤醒当中，阎安的诗歌中反复出现了一个“孩子”的形象。《一个会飞的孩子》、《少年行》、《童年时候的一座山》、《野孩子》、《青海：童年时候的一场雪》、《一个爱雪的男孩在雪中滋长着恨》、《追赶着雪的女孩》、《传说中的坏女孩》、《孤独的女孩喂养一只老虎》、《爱到山上去的孩子》等诗都反复叠加和塑造着一个不断在孤独中奔跑、摔倒又倔强地站立起来幻想的“孩子”形象。这个“孩子”既与阎安个人的痛苦成长有关，也与作为诗歌精神主体的想象有关。实际上在阎安很多其他的诗歌中这一“孩子”形象仍然在反复现身。而这个静默的、孤独的“孩子”形象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