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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成因分析与预防建议 　　【摘要】针对持续走高的医疗纠纷爆发率，文章通过全面分析其深层次原因，明确政府、医院、患者和媒体应承担的责任，建议政府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和公共医疗服务的投入，医院加强自身质量管理和职业道德的建设，患者加强自身法律意识和医学常识的同步增进，媒体加强自律，积极引导宽容、信任的社会风气，缓和医患关系。 　　【关键词】医疗纠纷 医患关系 医疗体制 预防建议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医疗纠纷的成因分析 　　医疗体制改革滞后、公共医疗服务不足是导致医疗纠纷频发的根本原因。首先，国家财政对公共医疗投入严重不足。20世纪80～90年代，卫生支出曾经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而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就已经下降到了不足2%。在2007年49565.4亿元的财政支出中，仅有664.31亿元用在医疗卫生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1.34%。①2000年人均卫生经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十分之一，政府与个人负担比例是39.4∶60.6（世界平均是61.8∶38.2，最不发达国家是59.3∶40.7）。由此可见，我国政府的公共医疗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即使比起发展中国家也有不足。② 　　其次，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基于医院分级制度和历史原因，近年来各地的大医院、三甲医院获得了更多资源，导致了我国医疗资源的结构性失衡，绝大部分社区和农村医院几乎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只有较高级别的医院具有较为完善的分科制度、医疗设备和治疗水平，而较低级别的医院在设备、床位等硬件设施和医疗技术等软件水平上都严重落后。由此导致病患对低级别医院不信任，小病也去大医院，从而大医院人满为患，医护人员不堪重负，长此以往，病人得“找关系”、“给红包”才能顺利获得一个住院床位。 　　再次，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收费体制不完善。我国现有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碎片化思路导致公民按身份分别享有政府事业单位医疗保险、企业人员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各种保险之间实行有较大差异的保障政策。同时，公立医院的诊疗收费标准改革滞后于药品价格改革，因此大量医院被迫实行“以药养医”和“以检养医”，再加上医疗保险体系改革的滞后，大量中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住院治疗的高昂收费，进城务工人员更需承受不公平的异地医疗保险政策，从而形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当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无力承担高昂甚至不公平的医疗费用时，他们对现行医疗体制的不满只好发泄在直接面对的医护人员及院方身上。因此只要觉得医护人员态度不好，或者诊疗中有任何瑕疵，患者很难有宽容的心态，一般都会与医院强硬对抗，以发泄不满。 　　最后，公立医院趋利性明显，缺乏外部有效监督。国家逐渐允许私立医院发展后，对公私医院的权利义务规定不详细，对公立医院规定其为“一定福利性质的卫生机构”的同时却大幅减少财政拨款，导致公立医院在社会转型中定位模糊（所谓“公不公、私不私”），趋利性明显。随着医院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大量公立医院推行按科室为单位进行效益考核和报酬给予制度，救死扶伤的公共责任日益淡漠。 　　因此，在这些错误导向下，医院开始出现因经济原因而拒绝施救的现象。由于部分病患因各种原因拖欠治疗费，各级医院便制定严格的内部财务管理系统，即使危重病人，不交入院费也不予收治；预付款一旦用完，就算尚未办理出院手续也不予治疗等有失职业道德的行为常见诸报端。由于患者伤势严重，医院认为很难救治，而病人一旦在手术台上死亡，患者家属极有可能找医院吵闹，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而无视“救死扶伤”的天职和公立医院的法定职责，以转诊为名将病人予以拒收。从法律上关系上讲，当危重病患来到医院，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就负有及时救治的法定责任，草率地建议转院，不给予必要的及时抢救，对院方而言是一种放任患者死亡发生的严重失当行为，属于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因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而导致的医疗事故。 　　作为公共服务部门的公立医院，尚享受国家财政拨款和各种优惠政策，就必须承担对不特定的公众个体最基础的医疗服务责任（如危重抢救）。须知出租车拒载只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便，而医院拒收伤势严重的患者，直接导致的是患者的死亡和其家庭不可弥补的伤痛。而这一极端现象的发生，究其根本还是公立医院以盈利性为导向的恶果。 　　同时，公立医院缺乏有效外部监督、相关法规实施不严也不容忽视。医院作为享受国家财政拨款的公共部门，理应同各种公共部门一样接受外部的有效监督，审查相关财政拨款的合理使用及相关公共责任的承担情况。 　　内部管理不规范，医疗事故和诊疗态度是医疗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一方面，医院内部人事管理受官僚影响，导致部分医生技术低劣、责任缺乏。由于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