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不灭薪火传.docVIP

师道不灭薪火传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国家与民族之希望，首在教育；教育之重担，则首在教师。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言：“为师者，修自身方能布师道。志存高远，乐道自得，严师重道，师道尊严，尊师爱生，教学相长，以德为主，德才结合，启发诱导，因材施教，人格感染，潜移默化，这些就是 　　师道。” 　　帝王之师 　　中国自商代以来，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保傅”制度。可以说，这是从国家层面确定教师地位的开始。《尚书》言：“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大戴礼记》亦言：“君师者，治之本也。”将“师”明确放在与“君”相提并论的高度，君之师，就可谓尤其重要。 　　据学者考证，商周时期，国家设立“太师、太傅、太保”的三公职位，作为君王及其继承人的教师，教育为君之道。师、傅、保，“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顺”，三字均有教育、保护之义，明白无误地揭示其目的宗旨。除了三公之外，还有“三孤”职位：“少师、少傅、少保”，主要负责教育王室宗亲，为君王培养继承人。这些词汇一直沿用，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姆”，其实就与古人的“保”字意思相同，学者陈梦家认为：“师保之保，最早是以女子担任的保姆，渐发展而为王室公子的师傅。” 　　由于君王之师意义重大，故选择亦极为郑重。传说周成王的“师、傅、保”分别为太公、周公、召公，均是周王室兴邦立业的功臣名臣，保证了对成王的教育水平。除了男子以外，王室女子同样受到严格教育。《?Y梁传》曾记载，春秋时期，宋国公主伯姬遇到宫殿失火，仆役们劝她赶紧逃走避难，她竟然答道：“妇人之义，保（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意思是，作为一名遵守礼节的女子，晚上若没有经过师傅的许可，不能随便出门。伯姬最终因此而葬身火海。虽然此事在后人看来未免显得太过迂腐，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教师对伯姬的教育可谓成功到 　　家了。 　　正是由于保傅制度的有效，其成为后代遵循的标准。帝王尊师，更为天下人做出模范。东汉明帝刘庄做太子时，博士桓荣任太子少傅，负责教授学业，后来明帝登基，“犹尊桓荣以师礼”，每到老师家拜望，便让桓荣坐东面，设置几杖，像当年讲学一样，聆听老师的指教。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制定了《定太子见三师礼诏》，规定太子必须出殿门迎接老师，“师坐，太子乃坐”。太子李承乾的老师李纲因脚疾不便行走，太宗知道后，特许李纲坐轿进宫讲学，并诏令太子亲自迎接。魏王李泰对老师王??不尊敬，唐太宗生气地训诫他：“以后你每次见到老师，就如同见到我一样，应当尊敬，不得有半点放松。”清代，皇子读书吃饭时，侍卫送上饭来，老师先吃，皇子们待老师用餐完毕才能开动。老师地位尊崇，雍正帝命皇子们对总师傅张廷玉、鄂尔泰行拜见礼、作揖时，张、鄂二人只需“立受之”。乾隆帝时期，大臣蔡新任总师傅30余年，“诸皇子皆敬惮之”。 　　文章之师 　　教育之义，文化传承乃是重要目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典籍丰富，文章璀璨，曹丕虽有“文人相轻”之论，但真正的学者文士，必是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师说》便言，“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圣人犹有求学问道之时，何况普通人呢？ 　　楚辞这一古老的文学形式，就饱含着师生情谊。汉代楚辞学家王逸曾记载：“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认为宋玉为屈原弟子，为传承屈原的精神和文学而努力。对于后世而言，这种文学承传更是仰慕的对象，于是杜甫追慕宋玉之才，就有“风流儒雅亦吾师”的诗句，将宋玉也作为自己的私淑老师。 　　随着历史变迁，文学自觉的趋向日益明朗，为了表达自己的学术文化主张，学者文人也迫切地需要“抱团”结合，扩大影响，因此，“文章之师”的作用便日益凸显。“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本身就是“教师”身份，他利用自己在国子监任职的机会，传播自己的文学理念，同时也通过各种交流引荐，培养了众多继承和发扬自己事业的“韩门弟子”，著名者如李翱、张籍、皇甫??、李贺、贾岛。李翱就曾在《祭吏部韩侍郎文》中，表达自己对韩愈的崇敬景仰：“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亦指出了韩愈教育事业对文化学术变革的重大影响。同时代的柳宗元，也同样重视教育对自己文章事业的意义，《柳子厚墓志铭》中便记载，柳宗元被贬官柳州后，“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者，皆有法度可观”。 　　师生的情谊代代相传，韩愈曾引荐学生张籍进士及第，后来又推荐他出任水部郎中、国子司业。而张籍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另一段师生佳话：诗人朱庆馀是张籍的后辈，考进士时，张籍恰好是主考官。于是朱庆馀向张籍写了一首诗《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