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儒学畛域下的天人观新论.docVIP

中唐儒学畛域下的天人观新论 　　摘要：中唐时期儒学士子对天人关系的重新梳理，显现出此阶段儒学出现的新趋向，中唐士人开始使用极具个人阐释意义的义理来重新解读过往的命题。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对天人关系的相异理解，并不只是在思想文本上的对立，其根源在于对政治语境的解读不同。韩愈更侧重从王道教化方面抽象出天的象征，使其更具有神性意义，而柳宗元、刘禹锡则更倾向于天人关系中人的环节，凸显出改革的意义。通过分析思想文本及其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即可勾勒出中唐时期儒学内容的多样化，也更能了解唐代儒学士子在谈论公共问题时所具有的独特性。 　　关键词：中唐；儒学；天人关系 　　中图分类号：B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116-05 　　中唐时期儒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大批儒学士人对抽象的义理产生了兴趣，而天人关系这一儒学的经典命题也成为了中唐儒学士人的谈论的热点话题。关于此一问题前人著述多集中于谈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在文本上究竟讨论了什么，而陷入到了文本幻想的怪圈，即以自我的见解来取代中唐士子本身的理解；或是比较三人思想上的进步性，混淆了中唐儒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复杂程度。关于中唐时期的天人问题并不能只从思想者的文本入手，将文本本身从历史中抽离出来，而更应考量文本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下发生了怎样的效果，以及三人为何要从特定的角度来思考天人关系，其观念的表述又与当时的环境起了什么反应，其解释途径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的。中唐天人问题不仅是儒学史上的一个连续性问题，也是在中唐特有的历史语境下出现的一股思潮，对这一问题的深化研究有利于我们窥测中唐儒学展开的复杂面貌。 　　一、个人化的阐释意图：韩愈对天人的解释 　　韩愈对天的言论是通过柳宗元对他的回应转述的，韩愈在此展示了其文章诠释的一贯趋向，完全个人化的诠释倾向，以致以这种个人化包含了真理，有强烈的个人制造的倾向。①他开头就突兀地言道：“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今乎人有疾痛、倦怠、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若是者举不能知天。”他在文章的开始，就以“说”文体的独特诠释，传达给柳宗元他自己的天说理论。他又言： 　　夫果蓏饮食既坏，虫生之；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痈疡、疣赘、瘘痔，虫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飞，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蓄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② 　　韩愈在此表达出一种极为偏激的观点，他并没有运用他之前所持有的性的三品理论，而直斥人是“恶”的存在。韩愈并没有拾取孟子以天作为道德秩序的人的主体观念，从人到天，尽心、知性、知天。韩愈将这层秩序颠转，以天的视角看待众生，天被其人格化，具有赏罚刑杀的能力。人的主体性被视为是对天命定的自然秩序的破坏。韩愈的天说也不能视为是一种天人感应学说，因为他从根本上以天取代了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地位。令人诧异的是，韩愈的观点甚至破坏了儒家原始观念的天地生化观念，即《易经》所云：“天地絪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③韩愈“坏从后出”的观念看起来与之完全相反。④尽管从观念的类比上看，韩愈在此提出的天的观念与道家老庄提出的自然无为观念相似，但不能将其视为韩愈思维结构中一贯的观念。这是完全情绪化的作品，甚至可以认为是韩愈在其生命中一直抱有的对独特、奇崛的偏好。首先，道家的自然观念，并不倾向于古典思想中的自然第一义，即大自然的“Nature”义，而是倾向于自身本身、自身之然的存在状态，是形容主体相对外在世界的存在方式，即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意涵。⑤而韩愈的自然则是一副唯一“存在”的至高者。其次，韩愈在另一特殊情境下，对天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韩愈为劝慰孟郊失子之痛所作《孟东野失子》云：“夫子将何尤，吾将上尤天……问天主吓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来不相关。吾悬日与月，吾系星与辰。日月相噬啮，星辰踣而颠。吾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且物各有分，熟能使之然。有子与无子，祸福未可原。”⑥韩愈在这里劝慰孟郊，天和人是不相关的，事物各有所分，没有什么固有的驱使原因。韩愈仅仅想劝慰老友世事无常，天不可测，人之生死不可强求，与其说其与老子的“祸福相依”有关，不若说是由于死亡的突然降临而对生活经验产生的一种感悟，对现实世界的无奈。⑦韩愈在天说中提出的天的概念很可能是随意性的，出于对已有的天的诠释的抗拒，来凸显自我创造的意义。 　　当然，对韩愈的天论还有一种反讽意义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韩愈在《天问》中刻意强调天的刑杀性是针对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反讽。当时柳宗元因坐王叔文党而被贬，韩愈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