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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特别程序的救济途径探析 　　[摘 要]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在第十五章“特别程序”中，增设专节规定“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这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为担保物权人快速、便捷地实现担保物权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不过，该修正案仅有两个法律条文，太过原则，尚缺乏可操作性，实施未久即已产生了许多需要改进与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尤其是立法者偏重对担保物权人的保护，忽略了对双方当事人救济权利的平等保护，由此，可能给当事人造成重大的财产权利损害。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力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及非讼裁定既判力的分析，提出应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特殊程序救济途径有关规定的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特别程序；救济途径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当事人依据该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上述规定来看，仅对法院裁定驳回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法院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无救济权以及救济途径为何均未明确规定。虽然担保物权具有物权法上规定的公示公信力，但也无法保证权利的外观和实际状况不一致的情况不会出现。一旦出现这一情况，由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往往涉及不动产或车辆、船舶、航空器等特殊动产，可能给当事人造成重大财产权利的损害。因此，本着民事诉讼当事人诉权平等和公平公正的原则，裁定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也应当给予当事人救济其权利的机会。而救济的途径为何，笔者认为首先应从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的效力问题入手。 　　一、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的效力问题 　　依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特别程序所作出的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具有执行力，申请人可依此裁定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是许可拍卖担保物裁定的基本效力，也是权利人启动程序的目的所在。 　　但是，就准许拍卖、变卖裁定中涉及实体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否具有既判力的问题，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议。对此，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要依据裁定内容为标准来判别其实质确定力的有无，认为裁定如以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之存否为内容者，即有既判力，否则无既判力可言。其理由是：既判力是指前诉诉讼标的或法律关系对后诉法院和当事人所具有的确定力，因裁定原则上是法院对程序事项所作出的一种意思表示，无诉讼标的和实体法律关系可言，当然就没有既判力。但在特殊情况下，若裁定是就实体事项作出的，因有诉讼标的和实体法律关系，就有既判力。第二种观点认为裁定确定后，就为诉讼标的之实体上权利义务关系，固不生既判力，但经该裁定判断之程序事项，应亦有其实质上的确定力。第三种观点主要以程序保障为依据，认为“实体私权存否的确定程序，必须赋予较优厚的程序保障，而程序保障愈优厚，才于能承认其裁判有拘束后法院或当事人的可能性”。[1] 　　对此，笔者基本赞同第二种观点，即依非讼程序对实体法律关系所作裁定不具有既判力，但在例外情况下，如果在非讼程序中，对实体法律关系所作裁定是依据诉讼法理作出的，也可承认其既判力。主要理由如下：首先，虽然在现代民事诉讼中不断出现诉讼案件非讼化，非讼案件诉讼化，以及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法理交错适用的现象，但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诉讼法律与非讼法理的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均尚未发生根本动摇。诉讼事件是针对实体权益有争议的事件，其审理以辩论主义为基础；非讼事件是针对实体权益没有争议的事件，其审理采职权主义。诉讼程序的裁判以对争讼事件的实质审查为前提和基础，而非讼程序的裁判则建立在对非讼事件的形式审查的基础上。因此，如果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裁判均发生既判力。则两种的区别将不复存在。其次，此观点深合程序保障及自我责任的既判力根据原理。①虽然，我们不能认为诉讼程序采辩论主义，赋予当事人程序保障权就能达到实体真实；也不能认为非讼程序采职权主义，当事人不充分享有程序权利就不能接近客观真实。但是，因非讼程序采职权主义，当事人几乎不参与事件确认的证明过程却要接受事件确认的结果，这显然是与程序保障及自我责任原理相悖的。因此，不赋予非讼程序对实体法律关系之裁判的既判力更符合程序保障的法理。[2]第三，承认非讼裁定对实体法律关系有既判力，将剥夺当事人对实体法律关系的上诉权利。由于我国有关非讼程序均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的“特别程序”中，而特别程序采一审终审制，若承认非讼裁定对实体法律关系有既判力，将使当事人既要在缺乏充分程序保障的非讼程序中承受对实体法律关系的裁决，又将丧失上诉的救济途径，这显然有违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第四，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已间接否定裁定